本报记者 赵莹莹

人物简介：

房涛，2002年到社会组织工作，2007年进入深圳市慈善会。现任深圳市政协常委、深圳市慈善会执行副会长。

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伐，1981年，新中国第一家公募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此后至今40年间，我国的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基金会8432个，这些基金会在神州大地上诸多领域里积极行善撒播爱心，有力地推动和引导着我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40年来，许许多多的各级政协委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在踊跃为公益慈善事业建言献策的同时，还亲力亲为，不遗余力地见证和推动我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

就此，本刊联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秘书处等，联合推出“基金会40年·委员说”系列报道，从政协委员的经历和视角，呈现他们在基金会乃至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道路上的成长与思考，以期为我国基金会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的参考与指引。 ——编者

记者：最初是何机缘让您从事公益工作？

房涛：40年前，我还在南京读中学。大学毕业后，首先去了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停薪留职来到了深圳，开始了企业高管的生涯。这段经历最重要的是让我感受到企业家的胆识和创富的艰难，关键的时候，企业家敢于拿出全部身家去决定一件事。人们印象中往往只看到企业发展顺利的一面，但实际上企业也会经历官司、破产等困难。所以我非常珍惜企业家的捐赠，在服务捐赠人时，我希望为他们创造社会投资的价值。

2002年到2007年，我在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和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工作，这使我有机会去香港和社会组织交流，包括香港工业总会、香港赛马会等。2007年7月，我来到深圳市慈善会工作。这些经历让系统性思考、跨界思维根植在我整个职业生涯里，对我现在做事情也有很大影响。

记者：在深圳市慈善会工作至今，您有哪些收获？

房涛：我经常跟员工讲，快乐可能是你的外在获得了某些感受和资源，但是如果要获得幸福感，那么你的经历一定是要有意义的。

我的慈善公益职业生涯最看重的是，能够融入整个国家与行业进步的大格局，看到人们对慈善认知和行为的不断进步。因为这份工作，我能清晰地感知到捐赠人对自我实现的需求。启蒙捐赠人的慈善视界，帮助他们践行可持续的战略慈善，从而更透明有效地帮助受益人，使其感受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是慈善公益带给我最美好、最宝贵的财富。

记者：身为政协委员，对您从事公益工作有何助力与帮助？

房涛：2009年我开始担任深圳市政协委员，后面两届又担任了政协常委。

我成为政协委员第一年的提案就是《如何发挥慈善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当年市政协遴选我做了发言。除此以外,当年还有一个提案是《关于新生代劳务工如何融入深圳》。这两个话题体现了我代表社会福利界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作为。

参与市政协工作对我而言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经常有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到政协常委会议报告工作。年初开政协会议时，市长会提前两个星期开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就报告的初稿与政协委员们进行沟通交流、征求意见。

可以说，多年来，政协的平台帮助我开阔了视野，让我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生态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认知也内化到了我的理念创新中。

另外，通过政协，我们可以推动一些原本在慈善公益领域难以实现的事情。

有一次在深圳市政协常委会议上，市金融办主任介绍深圳的金融业创新，我举手发言，提出金融机构能不能给予社会组织贷款？我认为不该满足于金融机构的小部分利润拿来做捐赠，应该将慈善植入到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与战略、业务模式里。

要贷款，首先要有贷款证，但按我们常规理解，社会组织的财产属于社会公共财产，没办法有贷款证，就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无法在金融版图里获得企业发展的金融杠杆支持。金融办主任马上回应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组织要贷款？“社会服务”这四个字到底涵盖了什么？能够支付银行贷款的正常利息吗？能跑通这个流程吗？

我说非常愿意跟你们沟通，去做汇报。对方就说，今天开会坐第一排的有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还有银监局副局长，我们三方可以一起来讨论。后面两个星期，我和团队不停和他们沟通。很快，相关银行就出了深圳社会组织第一张贷款证。像类似这些事情，是不可能在慈善组织及行业内达成的。

记者：您怎么看待社会组织协商？

房涛：社会组织是跨政府、跨企业的，只有熟知这三个领域，才有可能做到好的社会组织协商。完全不懂政府站位，可能连和政府沟通都很困难；没有企业视角，跟企业交流就是鸡同鸭讲。很多社会组织掏心掏肺地讲自己的东西怎么好，但是完全不考虑对方作为资助方有什么样的需求和权益，这种对话往往是低效的。

其次，社会组织是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协商应基于平等、理性、包容、公开的原则，强调如何凝聚共识。我们过往在社会组织版图里更多强调的是内部视角，强调组织治理和管理、人才、项目、筹资等，总体在术的层面较多，但如果没法明道、取势，优术的层面的效率是比较低的。

记者：您之前提出应当让地方慈善会回归城市级的基金会的本来面目，用本土的资源解决本土的问题。就您这些年观察，什么才是慈善会的生存发展之道？适合慈善会的改革发展方向究竟为何？

房涛：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10月17日在中华慈善论坛提出“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我认为慈善会系统要凝聚共识做担当者。以前非常希望慈善会进行社会化改革，因为相比非公募基金会，慈善会作为区域捐赠的主渠道和枢纽型慈善组织，如果在研发筹资、项目运营、人力资源、技术基建以及款项使用、评估反馈、传播，还有资金保值增值等方面决策流程慢或是限制较多的话，慈善业务的内在能量释放不出来。所以我当时希望慈善会更多向先进的非公募基金会学习。

2018年后，社会组织以及企业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我对慈善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我越来越觉得慈善会系统应该旗帜鲜明、掷地有声地走中国特色慈善道路。我在政协会议上也提过，要把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与我们的使命初心有机结合起来。

走中国特色慈善道路，是一个大题目，一方面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一方面是体现城市特质和社群需求。西部偏远地区的慈善会不可能跟深圳的慈善会做一样的事，虽然没有高下之分，但特质不一样，不同区域不同主体应以不同生态位，在中国特色慈善之路上，构筑慈心善行的星辰大海。

慈善会系统有没有可能是中国特色慈善的一种重要载体，担当一种公共型慈善的使命力量？现在的慈善会在触达社会和市场的路径上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有紧迫感和行动力。一方面这弥补了原来缺乏的东西，另一方面政府对慈善会回应社会需求，例如党建引领、合法合规、透明公开、创新高效等，有了更多要求。未来我希望慈善会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得更好。

记者：对现在的青年公益人，您有何期待？

房涛：老一代专家学者思想引领的光芒照耀，他们的勤勉和不断地输出，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研究，特别是他们对于慈善公益发自内心的使命感和情感，使得我们尊称他们为行业的老师和带领者。

我要强调的是，这里提的老一代或者新一代不是根据年龄来确定的，而是思想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管年龄多少，他的情怀、学习力、创造力一直处于领先状态，我是非常钦佩的。

我对于新一代的期待，希望他们思考如何把原创科技和慈善行业结合起来。我非常钦佩并称赞最近深圳市民政局提出的以慈善支持原创科技、基础研发的议题，与国际有效对话，用国际通行的政企社融合资本和流程、语境去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深港“双城三圈”和文化融合等议题，这一系列的新概念都需要融入青年公益当中，我期待并相信青年公益必将成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