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禹

2020年庚子疫情防控期间，居家防控，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我翻出书架上被冷落多年的《叶夫根尼·奥涅金》《抒情十四行诗集》《聂鲁达诗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等，想集中阅读一下外国诗人的作品。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藏书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竟有两个译本：一本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梁宗岱翻译的；一本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屠岸翻译的。说到屠岸先生的译本，我不能不说到一位我敬重的翻译家、出版家，他叫施咸荣。施咸荣先生是研究美国文学的大家，也是《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编辑和出版者。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挚友施亮，正是他的儿子。因了这层关系，还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我，就得到了大翻译家施咸荣先生的一批赠书，屠岸的译本就在其中。在《译后记》中，屠岸先生说：“译诗是难事，译莎士比亚更谈何容易。要译文的文义不出错，不是易事，但更难的是传达原诗的风格，原诗的韵味。好诗有一种在字面上捉摸不到然而能够动人心魄的魔力。”这句话透露出大诗人、大翻译家屠岸先生对诗歌的理解和敬畏，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一个观点，即“诗歌根本不能翻译”。

译诗不易，写诗更谈何容易！但诗的精灵真的存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抚着年轻时读过的一本本诗集，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了那难忘的读诗、品诗、写诗的美好时光。

读 诗

大概很少有人一首诗都没读过，至少你会在小学语文课本里读过“春眠不觉晓”，或者“床前明月光”吧。但读诗的经历不同，给人带来的影响就有不同。我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9岁生日那天，姐姐竟从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书送给了我。那是一本诗集：《回声》，作者金波。一个小学生哪懂什么是诗啊。然而，当我翻开这本绿色封面的小书时，一下被吸引住了——

这绿色的山谷多么好，

有这么多红的花，绿的草，

还有满山的果树，

结着鸭梨、苹果和蜜桃。

这里还有一位小伙伴，

他整天在山谷里奔跑，

多少次我想见他一面，

只因山深林密找不到。

可是我唱山歌，

他也跟着唱山歌；

我吹口哨，

他也跟着吹口哨……

如果你想知道他的名字，

你就向群山问一句：

叫你“回声”好不好？

他准会答应一句——“好！”

多美的意境，多纯的童心啊！除了这首《回声》，我至今仍能记得的还有《林中的鸟声》《雨后》《卢沟桥的狮子》《走过高门楼》《怎样做时间的主人》《在老师身边》等。这优美的诗句陶冶了我的情操。当然，后来读了一本又一本诗集，然而，《回声》却真的像那山谷间的回声，绵绵不绝地刻录在我知识宝库的“内存”里。

《回声》可说是我与诗歌结缘的启蒙读物，我一下记住了诗人的名字——金波，产生了崇拜诗人的情愫。后来我与金波先生成为忘年交，那是另一个故事，这里暂不多述。是不是可以说，每个人读到的第一本诗集至关重要，如果你遇到的第一本诗集翻开后索然无味，或是很难读懂的晦涩的句子，怕是你会躲开它远远的，不会对诗歌产生什么好感和兴趣了吧。

我少年时开始喜爱读诗，那时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也写诗，本能地对那些分了行、押韵的文字格外敏感。我的诗歌情缘还与我上的中学分不开，那个时期不用考试，而是就近分配，我得以幸运地进入了北京二中这所名校。初中、高中的5年时光在这所文化底蕴深厚的学校里度过。学校有一个诗歌小组，指导老师是诗人尹世霖，当时他的诗集《红旗一角的故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全国发行，还上了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影响很大。而那个年代能够正式出版诗集的诗人凤毛麟角，记得仅有贺敬之、李瑛、李学鳌等。著名散文家韩少华也在北京二中执教，他的散文名篇家喻户晓，可谁读过韩老师写的诗呢？我读过！那是一首长诗，语言清新、意境远阔、韵律优美，读来朗朗上口。不知那首诗后来是否发表了，但对如饥似渴的我，却是多么难得的文学滋养啊。忆少年，是北京二中“催生”了我的第一首诗，那年学校开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长跑活动，校广播站的老师找到我，让我写一首朗诵诗，要求像当年长征途中给战士们鼓劲那样的诗。我一点没犹豫，连夜写出来第二天就交稿了。长跑活动开始那天，全校师生都听到了我的诗《新的长征》，由同学中朗诵最棒的张慧朗诵，她的声音特别好听，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其实，中学生少年爱上诗歌是很自然的事，只是当年那个“文化荒漠”的时期，几乎没有更多的诗集可供我们读啊。在北京二中让我觉得离诗比较近的原因，一是有一个由诗人老师指导的诗歌小组；还有一个是，写出了《黄河大合唱》的著名诗人光未然的儿子张安东、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都是我不同班的同学。后来几十年后我们见面，他们虽然都在各自的文化领域成绩卓著，却都没能成为诗人。我和他们笑谈：只有我算与“诗人”沾了点边儿。

（作者系北京日报高级编辑、北京市杂文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