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剑
也许是因为当年毛公润之的身影覆盖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故对中共一大党史的宏大叙事，多少有点耳熟能详。尽管那些年有些事，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屏蔽，未能探知历史真相，仅略知一二。但是，随着时间巨流河奔涌，有些记忆渐次模糊了，有些阅读则清晰如昨。因此，当某一天，有出版方邀我写一部党的一大文学读本时，先是愕然，继而肃然，最后欣然从命。
答应写作此书后，我向出版社提出一个额外之请，读书行走，走访13位会议出席者的诞生地、求学地、战斗地、壮烈地，乃至叛徒者的死无安葬身之地，看见别人未曾看到的地方，发觉他人未曾发现的东西，激活未曾觉悟的迷障。这博得对方激赏。我知道，真的要跃入时代的激流，在岩浆运行奔突的烈焰中燃烧一回自己。
半年采访，盛夏入荆楚。唯楚有材，于斯为盛。13位一大出席者，五位出自湖北，两位来自湖南，可见当时两湖天空群星璀璨、英才列列。第一站是应城市刘仁静的老家，住国家电网培训中心，旁边是应城市革命纪念馆。放下行囊，便与该纪念馆馆长相谈，竟不知刘仁静为何人。末了，推荐了一位姓朱的老人，耄耋老人见到我，惊叹，40年了，你是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
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其实考古般的田野行走，印证了我的一个创作信条：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东西不写，听不到故事不写。
在何叔衡老家，面对着那座大宅院，我看到他一度也在那条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当他意识到，跟着体制走，中国已无希望和前途时，毅然与旧世界决裂，此后一生都在赶考。当教书先生时，他是开明绅士，号称宁乡四杰；后又上新学，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润之是同学，一起出湘，参加一大；20世纪30年代初，他又远赴莫斯科留学。返回上海时，得知其养子、大女婿，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夏尺冰头悬长沙城门时，他安慰大女儿实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会有牺牲的。撤往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内务部部长，握着党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留人，决不错杀一个。长征前，他被留下来打游击，活下来概率几乎为零。江西梅坑，一盘花生米、一壶老酒，他与老友林伯渠别，将实山、实嗣姐妹织的毛衣脱下来，赠给林伯渠，说山高路远水寒，请君保重。送战友、上征途，天破晓时，便是生死别离。从此，壮士无归路。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辈子，直到新中国成立，该回来的都回来了，为何丈夫不归？却不敢问两个女儿半句，爹爹可好，是死，是活，还是已经新娶？弥留之际，唯一愿望，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与瞿秋白一起突围时，被白军枪杀于山野，遗骸难寻。我站在何老夫人墓前，恸问苍穹，叔衡老英魂何时能归！
还有董必武，长征时，爱人也不在长征名单内，痴情的妻子一路相送，跟着队伍走了三天，将到五岭时，夫妻挥泪相别。念去去去，五岭迤逦，乌蒙磅礴，一对相爱的人从此天上人间。时隔多年后，董老忆及此，吟一首情诗永记，题毕，顿时老泪纵横。
就这样一路走来，从韶山走到独秀峰。第一晚抵达时，天降小雨，翌日风和日丽，晨曦从韶峰浮冉而起。拜谒毛公铜像时，仰首望天，天边天蓝，那种蓝是哈达般的蔚蓝。我已经多次来韶山了，那天重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老人家在最后19个小时生命里，看书看文件达11次，加起来1小时50分钟，下午4点30分最后一次阅读，次日凌晨溘然离去，令我辈汗颜。雄才大略从何处来，从5000年文明长河中流淌而出。再看那件72个补丁的睡衣，瞬间让我拂悟，一件睡袍挡百姓风雨、苍生冷暖。
随后10天，我从韶山往独秀峰一路走去，至何叔衡之家，至沅陵窝溪周佛海老宅，然后从怀化坐高铁到重庆，走进江津石墙院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一个并不大的纪念馆，我居然安静地看了三个半小时。那一刻，少年碎影中的陈独秀拼图完成了，陈公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狷介性格，注定了命运悲剧。徜徉独秀园，不由得嗟叹：安庆人民善待自己的儿子陈独秀，以近似本纪的规格，厚葬了他。
行至水穷处。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刚写了不到一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始起，我蛰伏于永定河孔雀城，伏案五个半月，每天从早晨7点写至子夜时分。到4月上旬，免疫力下降，患上带状疱疹，腰缠半边龙，痛了一月之久，各地的亲朋纷纷给我寄药，解我小恙。当31万字《天晓1921》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喜极而泣。10天会期之瞬，写尽百年沧桑，追随13位党代表身后踽踽独行，经历一场炼狱之旅。推开窗子，时春光明媚，百鸟啼鸣，铁栅栏蔷薇花正盛，生活多么安静美好。远天中，南陈北李与13位一大与会者向我走来，青春与梦想，初心与信仰，忠贞与背叛，牺牲与尊严，壮丽与沉沦，皆还魂归来，跃然纸上。故国神游，积贫积弱不再。百年人生圆一梦，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天晓》从采访至杀青，耗时1载，书稿备案审查，又历时1年半。欣慰之余，我觉得自己拿到了一张党史、国史写作的入场券。感谢行走采访中相助的刘克兴、王跃文、纪红建、王丽君、韩生学、向显桃、李银德先生，慷慨以助，还提供不少孤本绝版。
“天晓”一词，取之庄子“天地”篇“冥冥之中，独见晓焉”之意，摩挲飘着墨香的新书，想到董必武携夫人1964年清明节回到嘉兴，坐画舫，登上湖心岛，伫立烟雨楼，题下“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仍为庄子所语。
2020年5月15日发走书稿，一段红色之旅画上句号，令我此生无憾。“壮年变法”三部曲之第二部落幕，就像打了胜仗凯旋的士兵，交回令牌，等待下一次出征。
10天后，我又去了西藏，去收割《金青稞》。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