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2021年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预计超过1.25万元，比2020年增加1790元以上，增长16.5%以上。”去年12月底召开的全国乡村振兴局长会议上，国家乡村振兴局局长刘焕鑫给出了这组数据。

在一系列扶持政策保驾护航背景下，脱贫人口收入增幅可观、日子过得更有盼头。比起“输血”，脱贫人口自身的收入“造血”机制，也应抓手多多。围绕这一话题，我们与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展开讨论。

打工成脱贫地区农民重要收入源

“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一个重要来源是收入持续增长。令人欣慰的是，脱贫地区农民收入不仅实现了超越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全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经历了千年之变，这是大家的共识。”张红宇的记账本上写着，2020年，脱贫地区农民收入由2013年的6079元增加到12588元，年均增长11.6%，增速比全国农民的9.3%高2.3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成为脱贫地区农民收入最重要来源。

“众多案例表明，脱贫攻坚无论从发展产业吸纳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支持创业带动就业、通过劳务协助组织外出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等长效措施，还是应对疫情影响，确保脱贫人口稳定就业，采取的‘优先外出，优先稳岗，优先服务，优先安置’等短期政策，都对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要求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和保障效果。”张红宇这样说。

连续两年，张红宇都跟随全国政协组织的调研组到云南、贵州就脱贫攻坚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往前追溯，他自己就扶贫问题也去过不少地方。在他看来，新的历史起点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和脱贫人口充分就业是重中之重。必须借鉴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创新发展思路。

打工地点可以更靠近乡村的县级层面

“必须看到，一些地方脱贫基础仍比较脆弱，部分脱贫农民的返贫风险依然较高，个别返贫现象可能时有发生。这要求我们须臾不能松懈，不能让贫困杀个‘回马枪’。”在这方面，张红宇认为，除了政策继续托底外，我们还得在构建脱贫人口稳定就业的长效机制上狠下功夫。

绝对贫困具有阶段性、特殊性与区域性特征，回首过往，我们通过脱贫攻坚解决了绝对贫困这一阶段性问题。但要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期性、普遍性与全面性，我们又该怎么办？

“这就要求我们通过产业发展拓宽农民在农业内部和农业外部的就业空间，以促进分工分业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由为农民提供生存机会向提供发展机会演变，着眼脱贫地区农民的跨越式发展。”围绕这一话题，张红宇认为应该推动集中转变，比如要由集中资源支持向构建长效机制转变，在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持续增强脱贫地区造血功能，提升脱贫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再比如要完善支持政策，由“特惠”政策转向“特惠”政策与“普惠”政策相结合，合理兼顾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推进脱贫地区实现整体性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

同时，在乡村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过程中，也要积极挖掘乡村建设项目用工潜力，增加就业机会。在此基础上提升脱贫地区特色种养业发展水平，支持鼓励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积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挖掘农业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带动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收入稳定快速增长。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实现充分就业，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在张红宇看来，相比原来融合的“端口”过于靠近城市核心，当前或今后一段时间，我们应该把“汇合地点”定在更靠近乡村的县级层面，通过壮大县域经济，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支柱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吸引脱贫人口到城镇就业、落户、生活，实现就地就近就业。为脱贫地区搭建用工信息平台，培育区域劳务品牌，加大脱贫人口有组织劳务输出力度。鼓励支持脱贫人口通过临时性、非全日制、季节性、弹性工作等方式实现充分就业，降低就业成本，提高就业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