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海南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台湾，给予台湾同胞的抗日斗争以极大的影响和鼓舞，仅仅在1912年至1915年的4年中，较大规模的抗日斗争就有9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仅在1912年就发生了4起抗日斗争事件。罗福星领导的苗栗起义就是在中国同盟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抗日斗争……

加入同盟会

罗福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1886年2月24日生于印尼雅加达，祖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县）蓝坊乡大地村，是客家人，蕉岭“抗日三英杰”（丘逢甲、罗福星、谢晋元）之一。

罗福星的祖父叫罗耀南，是对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影响最大的亲人。罗福星出生时，罗耀南正在台湾洽谈修建铁路业务，得知爱孙出生，格外高兴，热望他将来能造福社会，故为其取名“福星”。

罗耀南是一位思想传统的客家人，他希望罗福星自幼能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客家人勤劳淳朴的民风影响，便嘱咐家人在罗福星满周岁后将其带回广东老家生活。1887年，罗福星随父母返回广东大地村，在这里他接受了启蒙教育，6岁便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等，后又熟读《增广贤文》《朱子家训》等儒家经典，耳濡目染，中华传统文化的胚芽在小福星的心田里孕育成长。

罗福星10岁那年，身心受到一次严重伤害，他的孪生弟弟罗禄星不幸染病夭折。远在印度尼西亚的祖父罗耀南得知后，悲痛欲绝，写信要罗福星的生父罗经史带着小福星离开伤心之地，回到出生地印尼，就读于当地的中华学校。从此，罗福星开始了海外求学的人生阶段。

罗福星在印尼就读的中华学校，良师荟萃，思想活跃，在南洋诸岛中是开风气之先的名校之一。经过几年的学习，罗福星掌握了英语、荷兰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受到有关人权自由、平等、民主等社会政治思潮的洗礼，这为他日后追随孙中山参与反清革命斗争、发动抗日复台活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03年，罗福星中学毕业后随祖父移居台湾苗栗一堡牛栏湖庄居住，在那里他亲身经历了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在罗福星就读的苗栗公学任教的日籍教员，总有一种优越感，认为中国人野蛮、不文明，言行间常流露出对中国人的鄙视。罗福星自幼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深知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如今的日本人却如此傲慢自负，令他十分不满。再加上祖父罗耀南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承建铁路工程的愿望难以实现，于是祖父便在1907年5月决定变卖田地、房屋，带着罗福星一同离开台湾，返回广东老家生活。罗福星后来在监狱中谈到他当时的心路历程史说：“余在数年之前，在台湾有房屋，见日本官吏之逆而恶，既专横，且不仁，愤慨之极，早已倾家荡产，悉已抛弃之矣。”

路经厦门期间，罗福星经革命志士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回到家乡后，罗福星在家乡小学担任体育教师，当时他了解华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于是要求学生建立强身强国的观念，并且向学生灌输民主的思想。除了对学生进行初步的军事操练，还编有《从军乐》供孩子们吟唱，“……从军乐，乐如何？捷报传来奏凯歌，奋勇杀敌，炎黄子孙是英雄”，引导孩子们从小立志，准备将来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据学生们回忆，罗老师理平头，爱穿西服，个性开朗，常对学生说：“一个人要像大树一样，根基要深，才能成为栋梁。”下课后，罗老师有时在操场上跑步、打拳，他手脚利落，常吸引学生围观。

在这期间，他受广东教育总会会长丘逢甲之命，赴南洋一带视察华侨学校。任务完成后，他返回南洋群岛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3月，同盟会南洋支部正式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统筹管理南洋地区的20个分会。3月15日，孙中山在新加坡新舞台大戏院演讲，罗福星躬逢其盛，聆听演讲，对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理解。

1909年11月20日，同盟会缅甸分会正式成立，为扩展党务，在缅甸25个城市设立了小分会，设立书报社，以宣传革命为主要工作。罗福星在印尼熟悉书报社业务，又常在宣传的书报里以“东亚”“国权”等笔名发表文章，因此被派往缅甸同盟会分会书报社任书记。

缅甸华侨反清革命活动的蓬勃发展，引起清政府的密切关注与恐慌，他们便向缅甸政府施压。迫于压力，罗福星被迫离开腊戍，转往巴达维亚从事教育工作，出任当地中华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不但与当地的华侨领袖建立良好而深厚的关系，并且和流亡南洋一带的革命党人如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交往甚密。

参加黄花岗起义

1910年2月，广东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策反工作颇有成效，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举事之际，部分新军与警察发生冲突，引起督署的密切关注，起义被迫提前举行，倪映典等革命党人壮烈殉难。同年11月，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赵声等在庇能（今马来西亚槟城）举行会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

会后，孙中山前往越南河内，黄兴一行人则去巴达维亚等地视察党务，并约见罗福星等人，要他们尽快在南洋各地华侨中发展同志，组织敢死队，以便听命行事。罗福星为避免身份暴露，不再出任公职，在公开场所不做革命宣传，暗中却积极奔走串联，积蓄组织力量。

1911年4月18日，正当罗福星四处奔走、忙于募捐时，接到广东将举事的电报，遂与一批同志联袂回国参加起义。各地同志陆续抵达广州，以白布缠臂为发难标志，以海螺为音响信号。4月27日下午5时30分，罗福星随黄兴率领的敢死队攻打两广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黄兴眼见将身陷重围，便带领起义人员设法脱离险境。混乱之中，罗福星为掩护撤退，不幸为流弹伤及左腿，一时血流如注，遂以缠臂白布裹伤止血，并趁炮火间隙潜入一南货店后院暂避，后幸赖新军同志掩护脱险。

起义失败后，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不顾清政府禁令，以记者身份把散落并已腐烂的72位烈士的遗体收殓安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罗福星偕同胡汉民等避难至缅甸，不久又到巴达维亚，与黄兴相见，计划再次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克复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黄兴获悉起义成功，立刻密电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呼吁在财力等方面急速予以支援。华侨书报社在接到黄兴密电后，即通知胡汉民、罗福星等人招募民军。

罗福星在短短四五天的时间内就从华侨中招募了2000余人，北上支援湖北军政府。不久，南北议和告成，罗福星奉命解散屯驻在苏州的南洋民军。

1911年12月23日，这天是农历冬至。在上海寓所，望着华灯初上，歌舞升平，罗福星没有一丝迎接新时代的快乐心情，他心里还在牵挂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他彻夜难眠，写下这首与台湾同胞共勉的诗：

猎猎寒风彻夜吹，萧萧落叶故园悲；

市中有客皆瓦缶，台上无冠不野狸。

破碎山河谁补缀，天涯兄弟合流离；

新亭夜夜添新泪，都在二更月冷时。

1912年6月，罗福星返回广东故乡，任村小学校长，同祖父和父母妻儿团聚，共同度过了一段短暂而平静的生活。

领导苗栗起义

自革命之日始,孙中山就将收复台湾作为革命目标之一。1912年元旦,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向中外记者明确表示:“中国如不能收复台湾,即无法立于大地之上。”1912年5月，孙中山对罗福星谈到:“台湾是中国领土，决心收复，但为大局着想，必须讲求方法，基于种种原因，自己不便出面，亦不宜直接过问。可以去见闽督孙道仁，将来如需军火，可电告闽、粤两省都督，自会全力支持。”这给了罗福星极大鼓舞。

同年8月，罗福星接到福州同盟会负责人刘士明的来信，大意为：调查、视察台湾，以举事于台湾，愿君同赞此举。罗福星接信后欣喜万分，第二天即离开故乡镇平前往福州，这是罗福星最后一次离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罗福星到福州后，福建都督孙道仁向他布置了任务，要他去台之前，先到内陆各地看看，多吸取些经验；台湾活动所需经费，原则上自行筹措，军火部分，则由闽粤两省支援；此行任务以发展组织为第一；有关组织名称，可以灵活处理，以不使日本人生疑为原则。此外，孙道仁表示，有事可直接与他联络。同时，选派了刘志修、徐金因、吴达江、江巴山、林修五、吴修建、金星桥、林志远、古维新、罗国亚等十一人随同罗福星到长江一带考察。1912年10月底，罗福星等人考察完毕后回到福建。11月，罗福星和金星桥、罗国亚来到台湾淡水，随后，刘志修等9人也陆续赴台。

在台湾的刘士明将罗福星等安排在位于台北大稻埕的大瀛旅社。罗福星就以大瀛作为在台北的联络点，会见抗日志士。经过多次详细讨论，罗福星等决定：立即成立中国同盟会台湾支部，对外称华民联络馆，将来组织扩大，再以其他不同名称发展力量；革命机关设在苗栗，以大瀛为分部办事处；目前任务以招募党员，发展组织为主，将在日本机关担任公职的汉人列为优先争取对象。罗福星通过同学旧识先后结识了苗栗的谢德香、黄员敬、傅清风、江亮能和台北的黄光枢等有志青年。

遵照罗福星的指示，随罗来台的刘志修等11名同志，分赴台湾南北各地，招募党员，发展组织。罗福星则乔装成卖高丽参的商贩，在苗栗一带组织抗日力量。

不久，罗福星在台北大稻埕遇到大陆来台招募革命同志的同盟会会员吴觉民。此后，他们经常在台北北门外的大瀛旅社会面。两人志同道合，共同研究了推进台湾革命的办法，如首先要举例证明日人欺负台湾人；其次要宣传祖国革命的成功和共和政治的理想；最后商定分头组织革命团体，由罗福星领导华民联络会馆，吴觉民领导共和联络会馆，以便积极募集革命志士。为了壮大力量，罗福星与大陆同盟会保持密切联系，互相策应；发动民间宗教性、职业性、慈善性的公开组织成员入会，壮大革命队伍；严格入会宣誓手续，采取暗号联络、密码通讯。

1913年3月15日，罗福星在苗栗召开各地抗日志士大会，发表《大革命宣言》。罗福星在宣言中说：

日本据我台湾，于兹十有九年，而人民受害匪浅。今日剥我皮肤，四五年后削我骨肉，八九年后必吸我骨髓矣！哀哉！吾台民！慨自日本之我台湾以来，夺我财产，绝我生命，日本苛政，无所不用其极，岂有诸君甘心受此苛政之下乎？

《大革命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暴虐统治的罪行，斥责了日本殖民统治者的血腥迫害和残酷掠夺，号召台湾人民团结起来，配合祖国革命，开展抗日斗争。《大革命宣言》散发后，受到全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极大鼓舞了与会的抗日志士，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和注意。大会结束后不久，在罗福星的发动和组织下，谢德香、黄光枢等台籍志士，以苗栗为中心，在台北、桃园、台南、基隆、宜兰等地，分别以华民会、三点会、同盟会、革命党等各种名义招募会员，甚至以山地原住居民同胞作为对象。同时以江亮能为司令军长，下设旅、团、营、队，分别以“东王”“西王”“南王”“北王”为代号。

经过罗福星等人广泛深入发动，深受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奴役的台胞，有如即将爆发的火山，将革命烈火燃遍全岛，不到一年的时间，同盟会台湾支部会员增至9万多人。此外，罗福星还积极筹措经费。雾峰林家的林祖密是一位爱国志士，对罗福星冒险赴台抗日的精神十分敬佩，知道革命缺乏金钱和人力，当即表示支持，不但捐助2万银元，并且表示如果革命起义，他可以率两万人帮助罗福星一起抗日。

当罗福星等人积极筹备苗栗起义时，正值宋教仁被暗杀，“二次革命”爆发。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北洋军对南方各省的控制，孙中山和革命派的许多重要人物被迫流亡海外，不仅革命形势出现危机，也使罗福星等人期望中的大陆支援化为泡影。罗福星等人遂决定以岛内革命力量为主要依靠，积蓄力量，准备起义。在罗福星等人的组织与影响下，台湾中南部相继发生了4起抗日事件，分别是南投事件、新竹事件、台南关帝庙事件、台中东势角事件。罗福星领导的上述抗日武装起义使日本殖民统治者极为震惊，他们开始从南到北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搜捕。

1913年12月18日，罗福星在淡水被捕。日本殖民统治者对于这次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革命取得联系并带有全省规模的革命运动，大为震惊，遂即进行4个月的大检举，逮捕4000多人。

罗福星被捕后，日警想从他身上获得更多的情况，日夜对他反复审讯，用残酷手段逼他招供。但罗福星除了对“抗日复台”一事承认外，让日警一无所获。当他在苗栗临时法院接受审问时，神情非常镇定，大声斥责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暴政。他还在狱中写了一篇扣人心弦的自白书，分成十一大项，详细列举日本官吏虐待台湾同胞的种种暴行。他在《自白书》中这样写道：

古语云：杀头相似风吹帽，敢在世中逞英雄。人生只有一次生，绝无二次死之理。当死而不死，遗污名于千载。当死而即死，留芳名于百世。此乃真正之男子汉大丈夫也。余唯欲雪国家之耻，报同胞之仇耳。

1914年3月3日上午9点25分，在台北监狱绞首台上，罗福星泰然受刑，年仅28岁。他为争取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殖民统治，谋求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临刑前，他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故意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8个字嵌于句首，以此颂扬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的丰功伟绩：

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

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

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

1945年台湾光复后，苗栗客家乡亲将罗福星烈士的灵骨从台北运回苗栗，葬于大湖罗岗山麓，并兴建召忠祠，1953年，又在苗栗县大湖乡修建罗福星纪念馆，供人民缅怀瞻仰。这一切，正如他在狱中所写“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台湾人民将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