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俊

文化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其研究的内容既包括经济对文化的影响，也包括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还包括在经济和文化共同影响、交叉影响之下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近日，国际儒学联合会、活字文化合作出版了厉以宁先生新著《沉沙无意却成洲：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底色》，该书入选首批“中华文化新读”丛书，是厉以宁先生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又一本力作。该书从世界和中国经济大历史的视角，通过丰富的经济史和文化史素材，为读者生动展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历史交汇，阐释了文化在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这本重要的著作中，读者可以再次感悟和理解厉以宁先生提出的文化经济学若干重要命题。

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与意识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物质对意识具有决定作用，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另一方面，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而且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巨大的。这一分析也有助于理解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即经济基础对包括文化在内的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文化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都伴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历史性共同进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都既是经济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文化软实力提高的进程。通过长期总结，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史和文化史本质上是不能分割的，比如中世纪西欧庄园的经济发展史，从土地的分封，到庄园这一经济单位的形成，基督教信仰的普及，以及农奴身份的形成等，这些现象的演变本质上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又如，贸易的开展、集市的形成、城市的兴起、城市中的行会组织、商人的聚集，也无一不同当时的文化演变有关。

因此，厉以宁先生对如何做好经济学研究总结了一条重要经验，即不能只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现象，而要把经济的演变同文化的影响结合起来研究，把经济史放在文化史的大环境、大氛围中来考察。厉以宁先生的一些经济史重要著作，比如《希腊古代经济史》《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资本主义的起源》《工业化和制度调整》等，都是把文化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结合在一起研究和分析的，见解十分深刻。

经济与文化的历史交汇

人类社会存在几万年了，经济与文化在人类历史的起点就开始了交汇。人类社会运行的最核心问题是人们的生活和生产问题，这离不开资源的供给，离不开土地、淡水、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或野生的结果实的树木，离不开可捕猎的动物、鱼类，离不开矿产资源……所以凡是可用来维持人的生活和生产的，都是人们所必要的资源。由于资源是有限的，解决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而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并没有市场，也没有政府，这时人类社会是如何进行资源配置的呢？靠的就是文化的力量，就是习惯、风俗、若干共同遵守的约定或惯例，比如怎样进行生产活动、狩猎活动、采摘活动，怎样安排工作任务和分配成果等等，以此来调整和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希克斯所说的“习俗经济”。

直到几千年前，在原始社会的解体阶段，部落之间发生了物物交换，这一部落及其成员把自己捕捞到的、采摘到的和自己畜养的、种植的农牧渔产品同另一个部落在双方约定的地点进行交易，“市场”这种新型的资源配置方式出现了。但与此同时，文化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并没有减小，而是与经济力量进一步交汇，共同对人类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历次重大进步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方面来源于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来源于新航路的开辟这一经济基础。再比如，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既来源于新文化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一思想文化基础，也来源于中国产业工人力量不断壮大这一经济基础。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先进的未必一开始就能占据主导地位，落后的也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使得经济与文化的历史交汇变得非常复杂，因此也涉及价值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般更多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即强调“哪些应该做”“哪些值得做”“哪些不应该做”“哪些不值得做”，如果置规范于不顾，会让社会受到损害，甚至会导致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解体，对未来产生长期负面影响。事实上，作为经济学理论之基的“经济人假设”和学界讨论的“社会人假设”，也是规范研究的一种体现。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历程对文化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在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强调经济与文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得到极大发展，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宝贵“富矿”。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让文化经济学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是什么”走向“为什么”和“怎么办”，形成了重要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文化是中国经济伟大成就的重要基础。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掀起了席卷中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凝聚了思想共识，确立了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模式，充分显示了文化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许多重大的改革，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民营企业的经营、资本市场作用的发挥、中国加入WTO等得以成功实施，都来源于文化上的解放思想。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也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一些人价值观和文化缺失，成为社会上出现种种问题的病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扎实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形成了支撑中国迈向伟大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历程也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近代以来，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幅落后于时代，由于西方掌握着“文化霸权”，中国的价值观念一度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用一个又一个伟大的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文化的强大力量，中华民族再次展现出坚定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早在1955年，厉以宁先生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就开始了对文化经济学问题的研究。那个时候，文化经济学这一领域研究的人还非常少，没有人是先知先觉者，大家都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数十年来，厉以宁先生发表了多部文化经济学的著作，这本新著《沉沙无意却成洲：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底色》也一定会和他此前的著作一样，为文化经济学的丰富发展、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厉以宁先生是在经济学领域敢为人先、开拓创新、潜心研究、长期坚持的典范，是广大年轻学者学习的楷模。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