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0%，展望2035年，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目标明确，路径却非坦途。“调研中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市场主体对做优做强数字经济的信心不足，数据要素确权存在一定障碍，市场标准也有待统一，这些都让数据流通、交易、定价呈现出零散态势，黑市数据交易和大数据杀熟等行为也依旧存在。”为此，全国政协委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表示，我国亟须借助数字经济改革来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实现经济稳中求进、稳中向好发展。
■ 给市场明确预期
记者：在您看来，当前市场主体在做优做强数字经济方面，干得怎么样？是否存在分化的情况？
杨成长：我感觉它们的信心略显不足，下这个结论我有两个观察点。
一方面，2021年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举措，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大型平台公司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主体，对未来政策监管的导向缺乏明确预期，对于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政策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传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缺乏具体的抓手和推动力，尤其是在去年下半年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缺资金、缺管理、缺技术的中小企业，对数字赋能转型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而做优做强做大数字经济，就是要充分调动市场主体活力。所以我建议加快明确对平台垄断型公司的监督管理办法，推进重大事件处罚尽快落地，让市场主体对监管政策有明确的预期。同时要鼓励地方政府及产业、行业协会在数字经济“十四五”规划以及要素综合改革试点方案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各区域、各领域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配套举措，并且持续做好政策的宣导和解读，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 间接推进数据确权
记者：“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您看来，在推进数据要素市场标准建设方面，此时此刻我们能做些什么？
杨成长：我认为有三件事要抓紧做。
一要加快解决数据确权难题，探索通过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数据“可用不可见”以及“谁治理谁受益”等方式来间接推进数据确权。
二要加快明确数据交易所的定位，防止各地“跑马圈地”式发展。数据的虚拟性、共享性和开放性使其在交易形态上与传统要素形成较大差别，目前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贵阳等城市都在加大数据交易所布局力度，建议在各地积极探索的基础上加快明确“一平台、多层次”的数据交易体系，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交易平台，借助去中心化的方式实现多层次、多区域覆盖，防止区域数据发展“画地为牢”。
三要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标准建设，尽快明确数据清单及分类分级标准，明确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完善数据资产确权登记和评估制度，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基础设施。
同时，我建议加快培育数据要素中介服务体系，推进数据服务链发展。
一方面加大培育数据要素中介服务机构，围绕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加工、数据分析、数据流通及数据基础设施等方面形成完整的数据服务链，尤其加快建立包括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争议仲裁在内的基础设施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引导服务链上的相关专业企业做大做强，提升技术精度和专业度，深化数据分析加工及价值挖掘，鼓励更多市场主体参与数据治理的相关活动，借助专业服务链的完善，切实赋能传统企业及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 探索“数字税”
记者：我们常说，做强数字经济的核心在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分别来看，您认为这两者的发展又该以什么为目标？
杨成长：数字产业化的发展建议以加强“卡脖子”技术攻关为抓手，加大关键软件、集成电路、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基础研发和技术攻关，借助“十年基础研发行动计划”等举措切实将数字经济的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建议以培育“专精特新”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为抓手，应用数字化技术加快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的发展。据信通院统计数据，2020年我国农业、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8.9%、19.5%，与英国（27.5%、32%）和德国（23.1%、45.3%）相比差距较大。
当然，数字经济的发展还离不开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在我看来，完善数据治理，一是要加快健全数据治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尽快推进反垄断法的修订和审议，明晰平台垄断型企业的主体责任、义务及经营边界。二是要积极探索以数字税为主、行政处罚为辅的市场监管体系，在考虑税收公平、征收成本、监管要求的基础上，做好数字税相关政策研究及预案储备，明确数字税的征税主体、征税基数、征税方式以及相应税收收入的支出机制。探索推进“改费为税”，将大部分数字税所得纳入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一部分借助财政直达机制，用于直接补贴居民个人，让居民作为个人数据的所有者享受一定的数据要素收益；另一方面作为专项基金用于推进县域及城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缓解目前县域层面“新基建”面临的资金短缺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