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艳红

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决定》着眼于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对相关生育政策进行了优化。该《决定》的出台，势必对近年大幅回落的生育率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就托育服务问题，该《决定》的第十六条：“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服务”中提出了“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护模式”。近年来，育儿教育专家对隔代照料一直持批评态度，但《决定》明确支持隔代照料，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江苏省宿迁市政协常委、民进宿迁市委会副主委董振班谈了自己的看法。

社会化进程始于家庭，婴幼儿的监护抚养是父母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家庭对婴幼儿照护负有主体责任。董振班表示，据他调查了解，目前婴幼儿照护大致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完全由父母照护；第二种是父母、保姆共同照护；第三种是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照护。在中小城市，主要以第三种方式为主，占比超过70%。即便是在京沪这样的特大、超大城市，诸多熟悉的朋友也都处于“背井离乡”为娃带娃的状态。

虽然从现代育儿理念来说，隔代照护存在不少弊端，如不利于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隔代照护容易溺爱孩子、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差等，国外更是不提倡这么做，但是，现实是，隔代照护实为当下大部分国人不得不选择的婴幼儿照护的方式。

现实生活中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的照护模式广泛存在，但也存在一些切实的困难和问题。一是时间上存在困难。按照专家建议的23-28岁为黄金生育时段推算，育龄夫妇的父母一般在46-56岁之间，而这个年龄段的父母一般尚未退休，难以抽出时间照护孙辈。董振班以自己同事陈先生为例，他生育孩子时，双方父母都在50岁上下，经双方父母及陈先生夫妻二人各方协调下及照顾下，孩子总算上了一年级，现在基本上是由陈先生夫妻俩接送。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后，考虑到双方父母均未退休，实在难以再照护二孩，遂不得不放弃生育二孩的念头，更莫谈三孩了。董振班表示，假如小两口和父母亲不在同一城市生活，隔代照护仅从时间上来说就是难上加难。二是理念上存在差异。年轻人的育儿理念、生活方式与父辈存在明显差异，导致父辈难以融入小家庭，甚至会因此产生家庭矛盾。三是精力上存在困难。据上海市卫健委统计，202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0.73岁。如果生育二孩、三孩，育龄夫妇的父母年龄极有可能已超过65岁，此年龄段的人精力不济实属常态。

针对上述困难和问题，董振班遂提出如下建议：

可建立弹性退休制度。董振班表示，虽然国家目前正在稳步推进迟延退休政策，但是该政策与建议的“弹性退休制度”并不相悖。每家每户每个人的情况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于那些有二孩、三孩生育意愿的家庭，同时祖父母、外祖父母又愿意提前退休照护孙子女的，可以依其申请准予提前退休，且相应待遇视同按时足龄退休（待遇适当降低亦无不可），毕竟维持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也是当务之急。

同时，董振班认为要普及现代育儿理念，弥合代际差异。三代同堂带来的教育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政府要加强指导和协调。曾有报道称，青岛市教育局在全国率先设立了独立的家庭教育处，搭建“家长大课堂”“家长面对面”“家校合作网”等家庭教育特色品牌，建立了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服务站等家庭教育指导阵地，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普及科学育儿、科学照护知识，这些措施对于弥合育儿理念的代际差异，预防因照护婴幼儿产生家庭矛盾，共同促进孩子成长起到很好的作用。

此外，对存在照护困难的家庭可给予一定经济补助。《决定》的第二十三条：“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并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公益金或基金，重点用于帮扶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借鉴这个思路，董振班表示，可以尝试建立“育儿保障基金”，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确因工作、身体等原因难以进行隔代照护的，可给予育龄夫妇适当的经济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