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惠娟

教育在线：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教授，您长期关注弱势儿童群体的心理健康。当下，春节结束，很多父母又返回打工的城市，又出现了很多留守儿童。而留守儿童中还有部分孩子，父/母因服刑或其他等原因而导致家庭陷入困境……对于这种群体的孩子，在心理成长上有什么问题和表现？

林丹华：这个群体的孩子可以称之为“困境儿童”。困境儿童是指由于儿童自身和家庭原因而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的未满18周岁的儿童。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国家出台的一项针对困境儿童的兜底保障政策。《意见》中称：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的儿童。

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应该得到父母陪伴的成长时期，由于父母的缺位，而导致童年时期缺失足够的安全依恋，孤独焦虑、得不到足够的爱，这将为其一生的幸福打下糟糕的烙印。因为长期的缺乏爱，会导致他们的内心不会关爱别人，并出现一系列孤独、焦虑、抑郁等情绪。

比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因家庭监护缺失而导致的孩子。比如被拐卖妇女所生的孩子，在父亲被判刑、母亲被解救走后，他们便成为困境儿童。除了从小缺乏父母的爱之外，他们内心还带着强烈的与生俱来的“罪疚感”——很多孩子会认为：他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妈妈被拐来、爸爸犯罪的原因都是自己的错。再加上周围指点嘲讽的生长环境，让他们完全没有办法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内心会埋下罪疚感的种子。而这种罪疚感是成长中的“毒瘤”，因为从小在敌意、嘲讽、疏离关系环境中长大，有的孩子会完全没有自我，性格极度懦弱、自卑、退缩；也有的人会带有敌意的攻击性的人格。尤其在更为敏感、逆反的青春期阶段，这个问题会表现得更加严重。所以，他们的心理问题迫切需要得到关注，如果潜藏在心理的问题不及时疏导解决，他们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后，会用小时候所看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样“罪恶”就会一代代传下去，这是很可怜、很可怕的事情。

教育在线：对于困境儿童，除了在物质上给予关爱之外，我们的社会如何在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方面给予帮助？

林丹华：2019年12月到2020年6月，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流动背景下处境不利儿童青少年发展数据库及积极发展体系研究”课题组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做了调研；前不久，基于对留守儿童和我国农村社会心理扶贫现状的调研，我又深入走访了不少乡村。经过和乡村振兴局，以及贫困县基层的教育局、卫健委、民政局等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深入访谈，并对在基层挂职的扶贫干部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了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即很多政策的执行在最基层的乡村大打折扣、很难落地。我深切感觉到：当下几亿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物质上已经实现了扶贫，但心理及精神层面的扶贫，尚需久久为功。

我们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都是在专家充分调研基础上诞生的，一定要将其精神扎根到最基层的地方，才能发挥作用。但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仅仅停留在宣教层面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国家政策要求在农村基层或村（社区）建立心理咨询（辅导）室，但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地方要么没有，要么也就只是有物理层面的屋子，没有专门的人来负责落地；今年正式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中小学校、幼儿园可以采取建立家长学校等方式，针对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的特点，定期组织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活动，并及时联系、督促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加。”但是很多学校的家长学校形同虚设。所以，我特别呼吁针对困境儿童，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可具体执行落地的关爱机制。

困境儿童需要得到稳定的、可持续的、对身心成长有益的救助，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包括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导。这就迫切需要在广大农村地区及社区基层建立一支永不撤退的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心理关怀工作队伍。

教育在线：“永不撤退”，意味着要组建本土化的专业资源力量？

林丹华：面对困境儿童群体，很多部门都有相关的帮扶责任和义务，但调研中我们发现，责任一旦分散在几个不同的系统时，操作起来便没有具体的抓手，导致很难落地。

所以，我们建议要结合具体的案例，民政局、村委会等几个相关部门一起认真分析研讨，在法律精神要求的框架之下，对各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可落地的举措。我认为对于广大乡村而言，不一定最权威的心理专家就是最适用的。相反，那些村医、社区工作者、扶贫干部、在职或退休的乡村教师，甚至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等，他们生活在乡村，了解乡村文化，经过相应的心理专业能力的培训后，应该成为让乡村心理扶贫工作落地的主力军。

其实，不光农村，在城市里也有困境儿童，比如那些被家暴、被虐待的孩子群体等。虽然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因性别、身体状况、智力等歧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家庭暴力，但只有建立了家门口够得着的工作机制，法律的阳光才能普照到每个孩子身上，让所有未成年人的成长得到保障。

2022年全国两会将至，我期待更多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能为困境儿童群体而呼吁，期待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让困境儿童的保护更精准、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