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简介

黄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世界政治研究会会长、中华文化交流与促进会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

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好的理念，一旦转化为行动，走进现实，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年多来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再次表明，人类确实是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相互支持、互利合作才是战胜危机的大道。

有学者说，大党之大、大国之大，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

回顾来时路，我们如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面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我们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展望未来，我们该怎么办？就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脚步丈量中，黄平有幸亲耳聆听到世界的各种声音，有了更多的切身感受；从多年来的身份转换中，他对人类互利合作和命运共同体理念有了多维度的观察和深度的思考。

“一带一路”成重要实践平台

记者：在您看来，中共十八大以来，在追求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道路上，我国有哪些标志性的节点或亮点？

黄平：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创立者，更是坚定推动者、实践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实践中提出的，也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一再强调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2018年3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内容入宪，使其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背景下，中国又提出了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建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和举措，充实和深化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共十八大以来，从决胜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迈向共同富裕、建设“一带一路”等一系列举措，都是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记者：您一直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仅2017-2018年就先后赴40多个国家参会、调研。您能否分享一下自己的观察？

黄平：我认为，这里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机遇。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多国呼应，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东非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希腊比雷埃夫斯港重回欧洲大港地位……中国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诚意、担当，给世界各国提供了发展机遇。

第二个关键词是平台。“一带一路”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互利合作平台。比如，2020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步伐。迄今，中国已向120多个“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提供抗疫援助，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1亿剂疫苗，其中多数是“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中欧班列成为防疫物资运输和各国携手抗击疫情的生命通道和命运纽带。

第三个关键词是实效。据测算，共建“一带一路”将使发展中的东亚及太平洋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2.6%至3.9%。世界银行有报告认为，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实践证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与稳定的最大贡献者，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实现有了经济与物质的基础。

记者：您在国外碰到的同行们，对“一带一路”倡议是怎样理解的？

黄平：首先，“一带一路”给世界提供了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机会和平台，发展是主题，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投资、贸易，或者教育卫生方面的合作，中国都不是强加于人，而是互相商量，这区别于西方历史上的殖民、侵略、掠夺，或者教师爷般高高在上地指点指责，这是我碰到的国际同行们最大的感受。

其次，“一带一路”平台足够大，我们欢迎寻求发展的各国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希望各方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互利共赢。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与响应。比如，苏联解体后，一些中东欧国家加入了欧盟、北约，同时也愿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他们一些人给我的回答是，如果说欧盟给了他们一个“新身份”，那么，参与“一带一路”就给他们带来了新发展。尽管有各种矛盾与冲突，甚至有些突发的事件和危机，但谋发展求和平仍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最大的公约数。

再次，我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寻求发展的迫切性。中国的脱贫与发展也给他们带去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是他们十分欢迎和迫切想了解的。即使在国与国之间出现政治性紧张时，我们也看到，民间还是会通过“一带一路”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这些交流合作也有利于缓解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

大势所趋 民心所向

记者：您能否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逻辑？

黄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理解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政治格局的钥匙。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主要是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方面的变化。

从世界格局来说，持续了近50年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不复存在了，但“冷战”思维阴魂不散；在空间上，20世纪后期出现的所谓重心东移，并不是西方列强讲的权力东移，而是发展中心东移，出现了东亚的兴起与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几十年来快速而稳步的发展。

从世界秩序来说，1945年雅尔塔协定以来几个大国制定的国际秩序至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都早已超出了当初几个大国的设计，和平与发展成了两大世界性主题，还有诸如气候变化、疾病传播、恐怖主义、金融危机等，都使原来的世界秩序出现了不确定。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确定和高风险时代。过去一百年见证了战争、大萧条，见证了冷战，也见证了发展，却还没有见过今天这样的高风险和高度不确定性。

面对这些，我们需要牢牢关注和把握的是大变局之下的新形势，一方面，求和平与谋发展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不懈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风险越大，各国的人民越能强烈意识到彼此是进退与共的共同体，“零和博弈”“丛林法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使问题恶化甚至失控。

直面“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观察全球发展大势，着眼于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贡献了中国方案。

从全球视角看，这也是民心所向。

当下世界的确面临各种问题和风险挑战，例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世界经济长期低迷，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分配不公随处可见，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社会政治思潮交锋激荡，地区安全出现罕见的冲突。面对这种种挑战，各国各地区很多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感都深有体会，有的对各种风险和危机感到迷茫、彷徨，甚至无助。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切实回应了世界的共同关切和普遍担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的全球观、治理观、义利观，包括“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共赢不要独霸”，及时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一盏指路明灯，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和响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我国来讲，也是时代的选择。

记者：时代的选择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平：我初步将其归纳为三个选择：历史的选择、现实的选择、价值的选择。

历史的选择。纵观世界近代历史，西方列强过去总是试图通过依靠武力对外殖民侵略扩张，并按照“丛林法则”搞弱肉强食玩零和游戏，以此实现自身狭隘利益，追求超额利润。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确立和践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向世界做出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远不搞势力范围的庄严承诺，从提出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再到明确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中国成了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和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推手。这既是从近代以来我们受人欺负甚至任人宰割的惨痛历史中得到的深刻教训，也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时代定位。

现实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底子薄、基础差，资源分布也很不均衡，外部环境也很恶劣。今天，经过70多年的不断努力奋斗和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正在强起来，这就更需要我们与各国人民携手，共同推进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并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最现实的选择，我们已经不可能去重走那些“先发国家”的老路。

价值的选择。中国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延续了几千年历史并正走向复兴的文明古国。我们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诉求，使我们不会也不能通过掠夺等不公正方式换取自己的发展。我们的文化里向来主张“和而不同”，并追求“天下大同”，“丛林法则”“零和游戏”“强者通吃”之类，不是我们的价值选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看，我们始终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沿革看，侵略、掠夺、欺凌他人，从来不是我们的文化血脉和历史基因，我们坚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背后的价值追求，既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更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记者：您曾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中国自古就有的“世界大同”思想有继承与弘扬的关系。从比较历史的维度看，我们如何正视中西方“天下观”的差异性？

黄平：认识中国，需要了解中国作为一个活着的文明古国的内在脉络。中华文明从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想的空间，“天下一家”“天下无外”。同样，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和而不同”“海纳百川”，在人际关系中我们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国际关系中我们主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种深远而厚重的文化传承，正是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密码与逻辑。正因为如此，中国在外交上始终坚持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互相尊重，合作共赢。

我们倡导并践行的“天下一家”、命运共同的理念，是与西方所推崇的丛林法则完全不同的。西方的各种治理理念中，即使主张永久和平的，最多也就是“同，而后和”。背后还是先认定自己是最优越的，然后要求其他文明与文化向它靠拢和看齐，在实践上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把自己的一套强加于人。就像社会学家艾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说的那样，西方更加习惯于将自己视作一种“文明”，而将不同于自己的其他社会和文化视为“野蛮”。冷战以那样的方式结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终结”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傲慢和偏见。他们在全球推广自己的价值观，要按自己的意愿强行改造世界，同时又要在世界上维护自己的霸权。结果，世界不仅没有变得更“同”，反而失去了“和”。

与此相比，中国的治理理念前提是和而不同。我们提出了“包容的文明观”，呼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也是对西方种族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和普世价值论的正面回应。我们和世界各国交往的基本态度是，大家彼此不一样是正常的，国家不论大小、贫富、东西，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平共处。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才是世界各个国家社会地区能够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真正基础和前提，而恰恰是因为彼此不同，世界才丰富多彩，正因为彼此不同，才需要交往和互鉴。

记者：在国际交流中，您有哪些直观感受？

黄平：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肆虐的当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展现出越来越大的魅力。在国际交流中，越来越多人听到看到了中国经验,感受到了中国的理念和诚意。在我看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交流沟通和互利合作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认识到这才是应对疫情的良方，应对各种共同挑战的正道。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我们提出的很多主张，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比如，我们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主张通过合作与协作，统筹应对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我们坚持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坚决反对各种形势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坚决反对单边主义，积极维护和推动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改革多边治理体系；我们坚持走绿色发展、环境友好之路，各国共同应对环境污染、生态保护和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一个共同家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和生命为前提……这些，得到了包括西方国家一些人士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与赞赏。

再扩朋友圈，追求心相通

记者：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历史任务是，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机遇和成果。在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您有什么建议？

黄平：任务重、挑战多，办法、路径也有很多。我认为，有一个重点要牢牢抓住，即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朝着高质量方向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动能。我认为，“稳中求进”同样适用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不能简单以速度和规模作为衡量尺度，要更好更安全更高质量更多方受益，这才是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我们看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等有关文件中。截至目前，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众多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与规划进行了对接，共建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区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成为各参与国家和国际组织深化交往、增进互信、密切往来的重要平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成为各方共建合作的重要投融资平台。围绕贸易、投资、税务、知识产权保护等具体合作领域，相关各方也建立了诸多务实有效的合作框架和体制机制。我们夯实“一带一路”中民心相通的社会文化基础，继续扩大“一带一路”朋友圈，欢迎各方更多参与其中，共谋发展。

记者：近日，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动和大国博弈牵动了很多人的神经，这也让我们对国际风险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您认为，国际合作中，我们该如何预判风险？如何在管控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实现高质量国际大循环？

黄平：从国际大形势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不会是敲锣打鼓一路彩虹，一定会有一些不和谐声音，中间也一定会遇到逆流，认识差异、具体纠纷不可避免，这里有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有各类风险和危机的挑战，但在百年大变局下，越是具有不确定性，世界各国越是要走平等互利、合作共赢之路。我们在对外发展时也确实要充分考虑安全底线和各种风险问题。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从当地的社会、政治、宗教等诸多方面以及地缘关系等多个因素进行评估，都是必要的。

此外，我们要更多发挥民间力量来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在五通中，可以说民心相通是基础性的。大家都能切身体会到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朋友圈就可不断扩大，各种项目也更有持续性。与基础设施、经贸、投资等有所不同，民心相通好似见效慢，但时间长影响深。

所以，共建“一带一路”，从理念到行动，从“大写意”到“工笔画”，面向未来，可在人文交流民心相通领域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充分发挥现有机制和平台的作用，不断开拓新的平台和机制，深化民间、学界、智库和教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多层次交流，不断增进各国各地区人民的互信与互鉴。

最后，人民政协本身就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富矿”。来自各行各业的政协委员，有着各自行业专业领域的积累和经验，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对外交往渠道，可以更深地挖掘，通过政协更有效地传递中国声音，发挥大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既讲好中国故事，更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出力出智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