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顾磊

近日出炉的《2021中国高校基金会大额捐赠观察报告》（简称《报告》）显示，高校大额捐赠整体呈上升态势。2020年，高校大额捐赠到账总额突破100亿元，相比2015年增长超4倍，快于社会捐赠整体增速。

这是我国首份高校大额捐赠研究报告，由明善道（北京）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发起，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提供学术支持。《报告》描述的现象与近年来业内对高校大额捐赠态势的整体判断较为契合：捐赠额度持续增长，但信息披露较为滞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高校大额捐赠有较强的设计性与策略性。

据公开信息，《报告》共统计到2015年至2020年间982笔大额捐赠，涉及733个项目，到账总额303.6亿元，协议捐赠总额380.8亿元，982笔大额捐赠到账额的中位数为1950万元。1亿元及以上的捐赠项目有111个，占项目总数的15%。

2020年高校大额捐赠年度总额达到新高，与万科向清华大学捐赠近50亿元相关。然而，即使排除这一巨额捐赠，2020年度大额捐赠到账总额依然有逾60亿元，超过2018年的59亿元，仍是历史最高值。

企业和企业家是主要的高校大额捐赠人，其中不少有校友的身份。与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每年发布的年度大额捐赠百杰榜相似，《报告》统计的数据显示，近半捐赠来自房地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的企业和企业家。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高校大额捐赠并不均衡，这一点与许多国家类似。此次调研显示，捐赠与高校综合实力紧密相关，“双一流大学”承接了八成以上的协议捐赠总额。拥有众多“双一流大学”的华北和华东地区，是捐赠的富集地。

有意思的是，“双一流大学”大额捐赠的“头部效应”并非不可动摇。《报告》统计到，流向“非双一流”高校的大额捐赠也有显著上升，而且受捐方逐渐多样化。

流向“非双一流”高校的大额捐赠在年度捐赠笔数中的占比，2015年仅为1%。2018年，这种情况随着西湖大学的成立得到改变，当年这一比例上升至26%。该比例上升并非偶然，2019和2020年也稳定在15%左右。《报告》的观点是，高校大额捐赠的受捐方从集中于“双一流大学”到集中度逐渐下降，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对于高等教育、科研和慈善事业均是好事。

善款用途的历年变迁反映出大额捐赠人也在调整策略。院系学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建设、奖学金、创新创业/成果转化是大额捐赠的排名前五的用途。院系学科建设始终保持着高关注度，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度却逐年下降——2015年，基础设施建设在大额捐赠的三大用途中排第一，但在2020年已退出三大用途。

总体而言，高校大额捐赠的策略性在增强，不少捐赠人眼光长远，瞄准的是较为前沿的研究领域。以内蒙古老牛基金会的“老牛儿童探索博物馆”项目为例，通过与北京师范大学及国外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加速儿童博物馆这一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研究与成果转化。其开展的儿童博物馆在中国的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证研究，填补了研究空白。

高校大额捐赠蓬勃发展的当下，信息披露却是一个“硬伤”。《报告》从年报披露(工作报告或财务报告)、学校/基金会网站披露(如捐赠仪式新闻稿等)、专题网页披露这3个维度进行考察，发现仅有12%的项目在全部3个维度上有信息披露。在可见的未来，信息披露的加强将成为该领域“补短板”的重点。

报告发布方负责人认为，高校大额捐赠不应追逐热点和短期效果：“要与学校的长远发展、学科建设的重大规划结合，看远景，一起做大事。”同时这位负责人建议，除了给钱，还要参与管理，捐赠人应放眼社会，与高校一起做推动地区进步的事，让受益人不仅限于高校院墙之内，这将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