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裕

2022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四川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南阳市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广汉市三星堆商代遗址、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湖北云梦县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甘肃武威市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等6个考古项目入选“中国考古新发现”。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州稻城县，面积约100万平方米，遗址平均海拔约3750米。2020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研究室在进行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时发现该遗址。2021年4月底，联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组成多学科研究团队，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是一处时空位置特殊、规模宏大、地层保存完好、文化序列清楚、遗物遗迹丰富、技术特色鲜明、多种文化因素叠加的罕见超大型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其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该遗址面积广阔，遗物数量众多，2021年系统采集和发掘的遗物有1万余件。同时，该遗址文化内涵丰富，本次发掘在青藏高原东麓揭露出七个连续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层位，完整保留、系统展示了“简单石核石片组合-阿舍利技术体系-小石片石器体系”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过程，首次建立了四川和中国西南地区连贯的、具有标志性的旧石器时代特定时段的文化序列，为该区域其他遗址和相关材料树立了对比研究的参照和标尺。

在发掘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遗存，出土的手斧与薄刃斧等石制品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填补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一个关键缺环，串联起东西方的阿舍利文化传播带，对认识东西方远古人群迁徙和文化传播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

此遗址地处青藏高原，连续的地层堆积、完好的埋藏条件和清楚的石器技术演变序列展现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能力、方式和历史进程。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处在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人类扩散、适应高海拔环境研究的热点课题和关键时间节点上，也提供了该地区古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耦合关系的重要生态背景和年代学标尺。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黄山村北的白河西岸。经考古发掘确定,此遗址是一处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在南阳盆地中遗址面积最大,遗迹规格最高,内涵丰富，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特点，为探讨豫西南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在该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玉石器制作遗存，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他地方玉材为辅助，大致存在仰韶文化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转变的规律。石家河文化时期也规模化生产玉石器，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此遗存与制骨遗存一起，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群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生动再现了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原始场景。特别是“前坊后居式”大型连间长房中的F1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含有大量陪葬如猪下颌骨、玉钺、弓箭、象牙器、少量陶器的大型墓葬为代表的屈家岭高等级墓葬区，人骨保存甚佳，社会成员等级分明。可能具有编织功能的成束骨针的发现为我国史前纺织考古提供了重要材料。

此次在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三星堆商代遗址

三星堆商代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已经初步摸清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格局，并新发现6座“祭祀坑”。

截至目前，6座“祭祀坑”的地层关系、堆积形成过程、形制结构、遗物埋藏状况已经基本清楚，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等2000余件，另提取象牙500余根。其中，重要文物包括金面具、鸟形箔饰，铜顶尊跪坐人像、扭头跪坐人像、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神坛”，玉璋、戈、凿、神树纹琮、器座，石戈，陶矮领瓮、尖底盏，丝织品残痕，象牙、象牙雕等，部分遗物从造型、纹饰来看，均前所未见。

本次对于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意义重大而深远。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促进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礼仪和祭祀体系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

通过考古发掘，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的基本认识。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遗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和铜圆口方尊、玉琮和丝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认识。

国字山战国墓葬

国字山战国墓葬发现于2013年，该墓葬是清江盆地东周时期的中心性城址——筑卫城的附属性遗存。位于筑卫城城址西侧约300米处的小山顶部，外围有东西长约80、南北宽约63米的近长方形围沟环绕。

墓葬虽经早期盗扰，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的种类以漆木器为大宗，还有金属器、陶瓷器和玉石器等。器类有礼器、乐器、兵器、车马器、日常用具等。墓内还出土有一件青铜鸠杖的跽坐人形墩，此类器物以往多见于长江下游的吴越核心文化区。部分青铜器有包金、错金装饰，表现出高等级的特征。另外，墓葬中出土了蜻蜓眼、玉龙、玉风等精美装饰品。

墓内还出土两件有铭铜戈（戟）。经专家考证，由墓内出土铭文及遗物等推断，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

国字山战国墓葬M1是迄今江西地区考古发掘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该墓葬有围沟环绕，规模宏大，使用双墓道的多室结构，葬具规格高，随葬品种类齐全，表明墓主有着很高的身份地位。根据墓葬总体特征和出土铭文资料推测，墓主可能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筑卫城是东周时期越文化的区域政治中心。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近年来江西地区东周时期考古的重大突破，填补了江西东周时期考古空白，为构建和完善本区域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序列谱系提供了关键性资料。

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为筑卫城城址的最终定性及探讨清江盆地两周时期聚落布局和社会结构打下了坚实基础。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是越国、越文化考古的新突破，为百越文化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对研究江西地区东周时期吴越楚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墓地发掘区分为A、B、C三区。2020年发掘A、B区墓葬共196座，均为战国晚期以来的楚文化小型墓葬。多南北向，随葬品多出自壁龛或头龛，共700余件。2021年发掘C区墓葬116座，其中14座为饱水墓葬。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字材料。除M277出土遣策及铜鼎铭文外，战国末期墓葬M274出土一件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 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近似。

该觚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文字最长的木觚，形制罕见，内涵丰富，涉及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古代史等诸多领域，学术价值重大。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战国秦汉绘画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发现，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秦文化特征鲜明，为研究秦人的葬俗葬仪、宗教思想、服饰文化与艺术造型提供了重要材料。

郑家湖战国秦汉墓地还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秦文化漆器，这批漆器保存极其完好，其中不少工艺精湛、纹样独特，文化内涵丰富，年代集中在秦代前后，为研究秦代漆器的生产流通、工艺美术和中国漆器发展史提供了重要材料。

此次考古发现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为研究出关秦人的丧葬习俗、生活状况和文化变迁提供了重要材料。同时，活化了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历史场景。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郑家湖墓地与楚王城城址及其周围的睡虎地、龙岗、江郭、大坟头等墓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年代均集中在白起拔郢至西汉初，这些墓主多是楚、秦、汉嬗递——秦汉帝国大一统进程的亲历者、见证者，多学科研究也清晰地揭示了当时南北人群的频繁迁徙与交融互动。

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武威地区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南营水库以西，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2019年，项目组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同时，墓中出土墓志一合，时代明确，内容丰富，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可能为吐谷浑民族文字。2020年，在完成慕容智墓出土301件（套）文物保护修复的同时，在武威地区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并确认吐谷浑王族墓葬共计23座。2021年，以探明“大可汗陵”的具体方位、布局特征以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要目标，考古队对武威地区新发现的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发掘，出土随葬品290余件。从马场滩M2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可知，该墓群为唐代早中期吐谷浑蓬子氏家族墓地。

其中，慕容智墓墓室顶部以白灰为地，上涂一层青灰色颜料，其上绘有天象图等。墓主人呈仰身直肢状，枕鸡鸣枕，面盖覆面，身着紫色长袍，胸部东侧放置象牙笏板，腰系嵌金蹀躞带，腰部东侧置有墨书纸条，足穿锦靴。随葬品摆放于墓主人身边，自北向南，墓主头部西侧有银胡瓶、银罐、漆方盒、皮手套、银盘、银碟、银碗、银匙、银勺、银筷；墓主人头部东侧有数个垒放的粮食袋和一个布枕；墓主人身体西侧放有虎帐豹韬、木弓、贴金黑漆胡禄；墓主人身体东侧随葬一个木女俑，女俑身着丝织衣物，怀抱一婴儿；墓主人足部西侧随葬一件银碗和一双鞋，碗内盛有银灰色结晶体；墓主人足部东侧随葬丝织网络。此外，还有各类叠好的丝织衣物置于墓主周边。

该墓墓志由盖、志两部分组成，青石质，正方形。志盖正中阴刻篆书“大周故慕容府君墓志”9字，周围饰以缠枝卷草花卉纹。墓志呈正方形，正面有楷书志文，20行，满行21字，共392字。墓志侧面还发现两行未能释读的文字。

马场滩M1为长斜坡墓道带耳室的单室砖室墓。底部殉马三匹。主墓室平面呈方形，墓室上部已坍塌。马场滩M2出土墓志为青石质，方形，由盖、志两部分组成。正中盖面方形，其上篆书“大唐冯翊郡故太夫人墓志铭”12字。墓志正面阴刻楷书志文，共391字。由志文内容可知，墓主属冯翊郡党氏，后嫁入吐谷浑蓬子氏家族。

该墓群的发现，生动揭示了吐谷浑民族自归唐以后近百年间逐渐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历史史实。为推动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大遗址群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利用提供了重要基础，为丝绸之路文化系统的丰富和完善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