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融媒体记者 付振强

育种本是田间地头的力气活儿，貌似与高精尖关系不大，但当种源领域也部分长期依赖进口，卡脖子卡到了“饭碗里”，作为农业的“芯片”，种源安全便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的安全。

种子“卡脖子”，究竟“卡”在了哪儿？25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现场，委员们围绕“建立健全种业政策支持体系”协商议政，为我国种业实现自立自强、种源达到自主可控建言献策。

“要搭建种业科研创新平台，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国政协常委、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黄宗洪表示，解决种子“卡脖子”问题，首先要做好资源收集、评价、保护和利用，建立健全国家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评价体系。“规模化发掘特异性状的基因及其有利等位基因，并进行功能验证，创制目标性状突出和有育种价值的新种质。”

种子创新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要健全中央和地方作物种质资源人才支撑的政策体系。”黄宗洪认为，要进一步支持和鼓励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设农业种质资源相关学科，重点开展作物种质资源的改良与创新、育种方法与技术的基础性和前沿性研究等公益性研究工作。

挖掘创新的潜能势在必行，但激发创新活力的阻力重重。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连云港市农科院院长徐大勇发言时道出了“苦水”：中央、省、市三级农业科研院所在农作物育种方面存在“上下一般粗”现象，同质竞争激烈。从事种质资源保存和品种区域试验等基础性工作难出成果，科研人员积极性也不高。

为此，徐大勇建议应推动中央和省建立一批不同类型层级的区试站，改善试验条件，保证品种比较试验质量，鼓励地市级农业科研院所与种业企业合作，集中优势力量选育一批突破性强的新品种，支持地方种业发展。“要着眼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育繁推一体的育种协作攻关机制，从科研层面支持现代化商业育种体系建设。”

国产种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生物育种的产业化。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霍学喜认为，当下存在生物科技知识普及滞后和生物伦理管理缺位等短板，亟待营造正向激励的产业舆论环境。

霍学喜建议，在完善生物育种管理法规体系的基础上，要营造生物育种产业化市场环境。相关部门在重视科普、宣传、推广工作的同时，科技部门也应更加重视生物育种技术和产品的风险评估工作，创新检测技术体系和健全安全评价标准，以应对新发和潜在的生物育种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