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莹莹

记者：从发起“希望工程”，到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回望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您有着怎样的经历？

徐永光：1988年，我任职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那一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共青团体制改革基本设想》，提出要建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青少年发展筹集资金。

当时的青少年工作，除了各级共青团的行政拨款，没有专门的发展基金，我于是决定创办基金会。恰好，当时的《基金会管理办法》鼓励成立“民间基金会”。1989年3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10月宣布实施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为主旨的“希望工程”。

改革开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有机会做一件自己全情投入且具有开创性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幸运。很知足，也很感恩。回顾这段历程，我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段献给“希望工程”，是大瑶山孩子的呼唤，也是命运的呼唤；是生活信念的理性选择，也是一种合乎逻辑的人生必然。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希望工程”10周年后，我相继辞去青基会秘书长和常务副理事长的职务。2005年，我受时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邀请，出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

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中，我接触到一批新生的中国草根慈善组织，为他们的热情和艰辛而感动。筹备并召开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之后，我再次从中华慈善总会辞职，与老朋友周庆治一起筹备南都公益基金会。南都基金会的定位非常明确——支持民间公益。

进也好，退也好，成功也好，挫折也好，做能力大于目标的事，不做目标大于能力的事，这是我的处世哲学。

记者：南都公益基金会致力于改善农民工子女的成长环境。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您的关注点是否更多地放在这一群体？

徐永光：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希望工程”的运作，90年代初关注进城务工青年，并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型调研，21世纪初开始关注农民工下一代的教育问题。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我递交了《关于依法保障进城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建议案》，得到相关部门高度重视，被全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当年9月教师节前夕，党和国家领导人看望就读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在黑板上写下“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几个大字，并指出一定要让进城务工农民的孩子有书读、有学上。

在2007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我又就此提出两份提案：《关于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降低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门槛，解决流动儿童入学难的建议》《关于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建议》。这两个提案，都是我多年来调查研究思考的结果，希望有助于推动教育公平法律和政策的落实。

坐而论道不如退而行之。探索一条除了政府和市场之外，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南都公益基金会的初衷。让农民工子女在政策阳光和社会爱心的沐浴下健康成长，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而这也尽到了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的职责。

前些日子，我到杭州开会，有两个年轻人给我献花，他们曾是“希望工程”的受助者，现在经营企业发展不错，并已经开始做慈善。年轻人命运的改变和成长，对我来说是最美好的见证。

记者：透明公开是慈善事业发展命脉所在，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徐永光：对公益事业的监督，最重要的是捐款人的参与和监督。捐款人的参与是积极、正面、可持续的，比任何外部第三方的监督都重要，因为只要发生问题一定会被发现。

1993年我提出启动社会监督机制，青基会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2000年左右，我们遇到一次信任危机。一位捐款人实地调查后披露了捐款被挪用的严重事件，他的捐款经层层划拨到了某个乡镇管教育的负责人手里，这个人伪造了孩子们的信给捐款人，贪掉了钱。捐款人收到好几封“受助孩子”的信，觉得不对劲，自己去走访，最后发现了真相。

那时我是中国青基会副理事长，我立马表示，不管是哪个部门的管理者作了假，都反映我们在管理上还存在盲点，我们马上改。后来就有了“资助直通车”，要求受助的孩子或者他们的家长建立账户，捐款直接拨到受助人账户上。

中国所有成功的公益品牌，都恪守自愿和透明两条“铁律”，把社会信任作为生命线。“希望工程”募捐不仅强调自愿原则，还设计了公开透明的“一对一”资助模式。每一笔捐款都有明确的资助对象，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双监督的眼睛。公开透明、公众参与和直接监督成了“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而“希望工程”的成果又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

记者：就目前的数据来看，现有基金会总量的8%是在2004年之前成立的，2012年之后成立的基金会数量占总数的65%，大多数基金会成立时间不长。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徐永光：在中国，有99%基金会都是做自己的事情，是运作型而非资助型。从这个状况分析，中国的基金会确实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但是另一个方面，中国基金会行业的发展也有中国的特色。美国的慈善事业主要是个人拿钱，慈善家是拿自己的钱做慈善。中国的慈善捐款大头是来自企业,捐款占60%以上。

我一再强调，企业捐款一定要是自愿的，因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已经在承担刚性的社会责任，包括创造产品、解决就业等。中国慈善捐款以企业为主，企业也试图通过做慈善来提升企业形象和美誉度，这是中国现阶段的特色，但不是方向，不宜过度提倡。

今后，不要光用捐款额来衡量中国慈善是上行还是下行，而是要追踪捐款往哪里去了？用在了什么地方？解决了哪些问题？应该建立一些靠谱的评估工具，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和方向。

记者：年轻的基金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青年公益人您有怎样的期许？

徐永光：当今时代，经济社会政治和科技发展的条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情况更加复杂，面临的挑战更多。中国的公益，要靠一批有“野心”的青年公益人来挑重担。这里说的“野心”，是抱负——胸怀天下，是担当——脚踏实地，是格局——不做小圈子，是敢担风险——社会要允许试错。

很多青年人对从事公益有很高的热情，但经常碰到理想和现实的冲突，为了面包，只能放弃理想。南都公益基金会于2010年发起的“银杏伙伴成长计划”，就是资助青年公益人突破成长瓶颈，成为推动某一公益领域发展的领袖型人才。

除“银杏计划”外，还有其他一些关注公益人才成长的项目，如友成基金会的“小鹰计划”、阿拉善SEE基金会的“创绿家伙伴”等。在我看来，基金会尤其要重视公益人才的培养，这对我国公益行业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