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田青
主讲人简介:
田青,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音乐学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佛教协会顾问,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研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艺术评论》《中国音乐学》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宗教艺术中心主任等,著有《中国宗教音乐》《净土天音》《佛教音乐的华化》《禅与乐》等多部著作,2017年出版九卷本《田青文集》。他曾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执行副主任,在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初期全面负责非遗保护的具体工作,其有关非遗保护的系列文章集为《捡起金叶》2卷,丰富了我国非遗保护的理论,长期以来,为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编者的话:
中国民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辈们留下的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它既是一条城市兴起之路,也是经济发展之路,更是文化交流和交融之路。随着运河的开通,呈现出多元丰富、杂糅交融的文化格局,这些也都鲜活地体现在了运河沿岸流传至今的民歌和音乐中。本期讲坛是田青先生近期在中国出版协会“远集坊”上的演讲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南北文化融合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统的格局。多元,指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如不同民族的文化样式、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等;一统,指的是虽然我国各地文化丰富多彩,各有不同,各美其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和审美标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在中华文化多元一统的格局中,又有很多区别,其中首要的区别便是南北之别。南北之别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形成,受分裂局面及南北政治、经济、地理、气候、民族等因素的影响,南北文化也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和气势,于是产生了差异迥然的诗词和民歌。如,《敕勒歌》中描写的北方苍茫辽阔、气势磅礴,“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西洲曲》中的江南温婉动人、鲜丽明快,“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中国的文人,对南北文化差异有着明显的感知。在很多诗词中都有描写:“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自然,这一文化上的差别,是与南北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
一讲到中国文明,人们往往会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如从生产方式上看,分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二者区别明显。而在农耕文明中,又可分为稻作文明和麦作文明,为此还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如陕北的民歌和江南的稻作文明里产生的民歌,就有很大不同。
产生这种不同格局的原因,除了与地理因素有关外,文化传播学家认为:山隔绝文化——山阳山阴,直线距离不过数里,却语言不通;山上山下,同处于一个纬度,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却截然不同。而水则传播文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大河上下,常常有着惊人相近的风俗与歌声。如陕西省与山西省一河之隔,唱的歌是一样的,陕北叫信天游,过了河是山曲,再往北到内蒙古河套地区,所唱民歌是山调。不管是信天游还是山曲抑或山调,它们所唱的内容大都相同。可见,水在传播文明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地势原因,绝大部分河流是自西向东流淌,使中国主体文化很早便形成了以东西向的水系为横轴的不同文化区,共同构造了诸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不同的区域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流布与融合,今天的中华文化之所以呈现出一派既丰富多彩又大同小异、既有南北之别又有大统一的格局,是和中国唯一一条南北向的大河——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与使用分不开的。
大运河像一条穿越、编织众多纬线的经线,在中华文明的腹地流淌,打破了大自然的文化阻隔,直接促成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它又像一根擎天的立柱,撑起了数根文化的“横梁”,构建了中华文化巍峨博大的格局。
烟波浩渺数千里,大运河的开凿和使用,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生命水系,哺育了运河沿岸的子子孙孙,更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紧紧联系在一起,共同熔铸着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史诗。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始,这条承载着生机和希望的大运河经过隋代的发展、唐宋的繁荣、元明清的改造疏通,一直奔流到今天,历经了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变迁,以人之伟力,促成和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统一与和谐。通过现存的《潞河督运图》,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运河交通的发达与繁盛景象。
中国大运河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文化的。它从南方流到北方,从古代流到今天,流通着数不清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和宝贵财富,更孕育着无数同样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催生了一座座珍珠般闪耀的名城古镇,向世人展示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伟大创造。
大运河沿岸的民歌
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是文化形态上的多元统一。不同地区文化的互相吸引和交流,使中国南北相隔千里之遥的许多文化遗产在各有特色的同时保持着惊人的相似性。大运河沿途两岸,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均已列入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和“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印刷术是我们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之一。如果说文字印刷的意义主要是传播思想、理念、概念的话,那么,图画的印刷,则在传播思想、理念、概念的同时,还更多地传播着美,滋养着人们的眼睛,它不仅仅是艺术,不仅仅是美的创造,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负着传播文化、教化民众、向普通百姓普及历史知识的任务。
再如,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山东快书”和“扬州评话”,虽然一个用山东口音,一个用扬州方言,但其表演的内容、形式、艺术手段、曲目,也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长期以来,中国人特别喜爱用“南×北×”这样的词组来总结和形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代表性项目,诸如木板年画的“南有桃花坞,北有杨柳青”,刀剪制作工艺的“南有张小泉,北有王麻子”,乃至武术的“南拳北腿”、民族音乐的“南笛北管”……在形成这种文化状态的诸多原因中,大运河的作用不可低估。
在我国,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同样主题,甚至是同样内容的民歌,在不同的地域产生,都有其鲜明的特色,这种现象叫作同宗民歌。民歌,是老百姓在劳动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体现自己心声的歌曲。如《茉莉花》沿京杭运河流域的流变具有多维性、扩散性和非单线性特征,在同宗下产生了嬗变,在京杭运河流域形成了形态各异的《茉莉花》,而且还被融合在许多艺术作品和音乐体裁中。
正是由于大运河的沟通,中国南北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从未有过的便利与顺畅。随着货物和人员的流通,不同地域的地区文化开始广泛进入“他乡”。与宋代的“花石纲”一同进入东京汴梁的,除了奇花异石、珍玩宝物,还有数以千计的苏杭工匠和他们创造传承的手工技艺。在北宋众多大城市的勾栏瓦舍里,来自南方的戏剧及其优秀艺人充分展示着他们炫目的光华。我们共同祖先留下的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历史故事、道德规范被艺人们用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旋律弘扬唱颂。清代乾隆年间形成并活跃在南方的“四大徽班”,在乾隆五十五年首次进京,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努力,经过不断的融合与创造,终于在北方的首善之区诞生了后来被称为“国剧”的京剧。
民歌亦是如此。如前面提到的中国最为著名的民歌《茉莉花》,河北昌黎的《茉莉花》苍凉豪放,江浙的《茉莉花》委婉秀丽,虽然词句相同,但曲调不尽相同——前者是鲜为人知的“十三咳”,后者是举世皆知的熟悉旋律,二者同名异曲,各美其美。《茉莉花》的前身,是南京六合民间传唱百年的《鲜花调》,二者异名同曲,改编成《茉莉花》后远播海内外。
明清以来,以沿运河两岸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民间音乐已逐步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文化之一。民歌中的小调、俚曲、清曲,器乐中的丝竹乐器,各地的民间乐社,各类地方戏曲剧种、曲艺说唱等在都市、乡镇中得到很好的发展。比如起源在昆山地区的昆曲,通过运河进京,成为了全国性的剧种。
这就是大运河在中国文化传播上所起的作用,它们在融合、比较、彼此丰富的基础上,保留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趣味和表现方法。反之,不管是北曲南鉴,还是南曲北鉴,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都在运河的流淌中悄然发生,并不断催生着新的文明。
民歌的传承与文化自信
一项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大运河的滋养和灌溉下形成和发展,成为大运河及沿岸城市的文化名片,述说着运河沿岸特有的故事和风采。然而,随着大运河功能的减退和部分河段的干涸,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文化一元化趋势的冲击下,运河两岸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如何更好地保护大运河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这些祖先们创造并赠予我们的宝贵财富能够继续传承下去,牵动着运河两岸人民的心,更关系到大运河的文化命脉。
还拿中国民歌《茉莉花》来说。今天人们所能见到最早的与《茉莉花》相似的歌词,是明朝万历年间冯梦龙收编在《挂枝儿》中的一首有词无曲的《茉莉花》:“闷来时,到园中寻花儿戴。猛抬头,见茉莉花在两边排。将手儿采一朵花儿来戴。花儿采到手,花心还未开。早知道你无心也,花,我也毕竟不来采。”
清乾隆年间的戏曲剧本集《缀白裘》是最早刊载《茉莉花》歌词的出版物。到了清道光年间,有一位“贮香主人”编写了一本小百科知识全书《小慧集》,其中收录了“箫卿主人”的《鲜花调》工尺谱,这是国内关于《茉莉花》最早的歌谱。
《茉莉花》在中国流传有多个版本,在海外传播的也很早。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92-1794年),英国人约翰·巴罗来到中国,任英国首任驻华大使马戛尔尼伯爵的秘书。1794年,巴罗卸任,途经广州返回英国。在广州停留期间,巴罗与使团听事官听到了《茉莉花》,非常喜欢,就用五线谱记录了下来,收入10年之后出版的《中国旅行记》中。
1924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创作自己生前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时,发现了这首《茉莉花》,便使用了这首曲谱。在创作至第三幕第二场时,不幸病逝,留下了一部永远没有句号的《图兰朵》。后来,《图兰朵》剩余的部分由普契尼的学生、意大利作曲家阿尔法诺续写完成。1926年,《图兰朵》在意大利著名斯卡拉歌剧院首演,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在第三幕临近结尾,放下了指挥棒。对听众说:“就在这里,普契尼放下了笔,大师的作品在这里结束。”然后傲然离场。
正是因为普契尼将它写进《图兰朵》中,从20世纪30年代起,《茉莉花》逐渐被西方国家所熟知,成为世界知名的中国民歌。
1998年,由印度指挥家祖宾·梅塔指挥、张艺谋导演的歌剧《图兰朵》在北京上演。有意思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由著名戏剧家魏明伦编剧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也在京演出。看完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我觉得中国的“图兰朵”也很美,为川剧争了光,为中国传统文化添了彩。作为一个学习西方音乐的人,很客观地讲,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的艺术性一点儿不比歌剧《图兰朵》差。这种来自厚植于中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自信,我们是应该有的。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种自信呢?只有充分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信。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不同,无法做到“弯道超车”,也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日复一日的积累和沉淀,才能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可以塌下心来,认真学习传统文化,汲取传统文化中的营养,丰富自己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未来贡献力量,真正实现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