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婷

县里招商引资，地产商杨总看上了村里的风景，要在这里开工建别墅区。可是村里的地是种口粮的耕地，村民们不乐意了。工地上正忙得热火朝天之际，突然一群村民们冲上来，持械围住了施工队……

这是电影《十八亿亩红线》中的一个场景。剧中的国土资源干部以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与体制内外的各种利益方艰难博弈，守护宝贵的耕地。

艺术来源于生活。片中的种种戏剧性冲突，正是一些地方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重重矛盾的缩影。

“保护耕地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一定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这些年国家也一直在出台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利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良生长于浙江农村，几十年来无论身居何处，他都难以割舍对土地的那份眷恋。在他看来，近年来，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人均耕地面积下降，部分耕地甚至是基本农田被占用以及因污染和破坏已不宜耕种的不在少数，耕地保护的形势仍十分严峻。

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基本农田由国务院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随意调整。“但部分地方通过调整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把城镇周边和交通沿线大面积的基本农田调整到其他地区，擅自改变基本农田的数量与布局，从而规避国务院的审批。”王志良在调研中发现，一些二三线城市在土地利用方面仍然有不少乱象，各类开发区（园区）和城市建设用地挤占耕地资源，加上城市土地利用粗放浪费严重，征地范围过宽、规模过大，也导致大量耕地。

一方面是仍然在继续被蚕食的耕地，另一方面，过去这些年里占用和破坏的耕地还原起来也相对困难。“一些农田变成了鱼塘或者种植花木等经济作物，变更用途之后，有的干脆就撂荒了。”王志良说。

令他更为遗憾的是，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大不如从前了。儿时记忆中，农民对土地非常珍惜，“浙江多丘陵，人们只能利用有限的土地精耕细作，有点边边角角都要去开垦”。然而，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的饥饿记忆也随之远去，土地似乎不再那么“金贵”。

怀着种种忧思，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志良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耕地保护的提案》，再次呼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为了引起更多重视，他还找了王坚、王松灵、蓝闽波等几位委员联名提案。

“对新时期加强耕地保护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令王志良欣慰的是，他的提案很快得到了自然资源部的回复和肯定。在这份长达3000多字的书面回复中，自然资源部与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审计署商榷后，提出完善耕地保护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推动建立“田长制”，研究制定耕地保护补偿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等措施，进一步加强农村耕地保护。

无论是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从源头上控制新增建设占用耕地，加大耕地保护补偿力度还是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严格督察，压实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在王志良看来，这份回复也让他看到了国家切实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到位的决心。

“有了好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配合。”在王志良看来，如今耕地保护最大的阻力，仍然来自地方经济发展与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而要从源头解决这一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