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
1942年4月下旬的某一天，毛泽东在延安邀请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石晓等到杨家岭谈话。这是一次关于文艺话题的谈话，看似平常的聊天中，却可以看出毛泽东正在思考的重大文艺问题，尤其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以及文艺的社会功用问题。毛泽东一见面就问几位文艺家：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又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了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
这样的谈话可谓开宗明义，一上来就提出很难回答的问题。已经知道这几位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却又知道有的人会有委屈情绪。为什么？因为几位都是党员，自然认可、服从、主张文艺为大的政治服务这个道理。但他们同时又是文艺家，加之鲁艺的作家、艺术家来自全国各地，出身背景、教育背景、社会经历、文艺观点，来延安前的理想，可以说各不相同，出现观点不一的问题在所难免。正像毛泽东所指出的，很多人来延安前把延安过分理想化，到延安之后，生活条件之艰苦，工作付出之艰辛，政治要求之高，他们思想上和情感上难免会出现波动，有时甚至会在作品中表露出牢骚情绪。
要解决这些问题，光靠文艺家自身的感悟和反省是不够的，必须在整体上给予明确回应和指正。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正在酝酿着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他向何其芳等人提出的问题，在接下来十天左右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给予了系统、明确的回答。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是讲话的核心主题，这一主题引导此后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直到今天仍然是需要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做出理论与实践回答的重要课题。
那天的谈话过程中，有人向毛泽东提出一个创作上的问题：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感人的比较少，是不是由于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写成很好的作品？毛泽东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4月6日《解放日报》上一篇黄钢的作品《雨》，写得很好，就是写当前敌后抗日战争的。这里实际又涉及另一个文艺问题，即文艺创作如何处理生活的素材，文艺创作的及时有效与艺术成熟之间的关系。毛泽东似乎未从创作理论上探讨这些问题，对于“隔离”说似未从理论上正面回应，而是用实例强调了“写当前的斗争”即写当下也一样可以有好作品。
1917年出生的黄钢，是在革命战争的烽火岁月里成长起来的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他同时也是延安鲁艺的学员。其报告文学《雨——陈赓兵团是怎样作战的》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这篇报告文学重点写了陈赓等八路军干部如何对待落后士兵和不抗日的地主，展现了他们掌握政策的水平和处理问题能力，对做好战时工作具有生动的启示意义。毛泽东举这一例证来回答文艺家提出的问题，可以说也是考虑到了文艺的“两个效益”问题，即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思考从来没有局限于就文艺谈文艺，而是把文艺作为社会生活尤其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来对待的。尤其是在延安时期，他对文艺问题的思考在主题和方向上更加集中。就此还可以再举一例。1942年2月17日，毛泽东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对作者华君武、蔡若虹、张谔给予赞扬，并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不过在参观过后不久，有一天他邀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三位画家谈话。针对华君武的一幅漫画《一九三九年所植的树》（那幅漫画画了一株没有长成的枯树），毛泽东说：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叶都被啃光的，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为难呢？
针对这一问题，华君武谈了自己的看法：两幅画对比是可以画的，但是，不是每幅漫画都那样画，都那样画，讽刺就不突出了。有一次乔儿沟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是他们捞上来后不是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纸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毛泽东在这里又借鲁迅来教育其他的艺术家。关于杂文集《热风》之名，的确与讽刺有关，而且关乎“冷”“热”。鲁迅在《〈热风〉题记》里说：“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这里的确包含着态度上的热，希望以自己的文字的温度，能给周围寒冽的空气以一定的刺激；也含着激发人们的热情，对不合理的现象给以无情批判之意，表达的是强烈的改革愿望。鲁迅的态度的确是反对无情的冷嘲，而主张有情的热讽。毛泽东紧紧抓住了这一个点来教育其他的艺术家，这也是他对文学灵活学、主动用的一个例证。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