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金玉

“社团是澳门政治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特区的繁荣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一语中的，在他看来，爱国爱澳能力建设中，社团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

“澳门之所以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生存发展到今天欣欣向荣的特别行政区，社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排忧解难、处理纠纷、促进团结、凝聚社会、传承文化、推动发展，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困难或危机的时候互相支援、守望相助。”吴志良说，澳门社团发展经历了从宗族、乡族、慈善、行业、专业社团到部分联合再到遍地开花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与时俱进的爱国力量，而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反帝反殖民活动，是澳门社团第一个活跃期，当时澳葡政府为了压抑民间力量的汇聚，单方面解散了近百个社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又有一大批爱国社团出现，支持祖国内地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多的社团联合起来，支持新中国建设，成立了澳门街坊总会、澳门工人联合总会、澳门妇女联合会、澳门归侨总会、澳门学生联合总会……”

“澳门回归祖国后，当家作主的热情使澳门的结社运动一直维持比较高的热度，而澳门博彩业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对社团加大了支持和资助的力度，澳门社团的数目更指数级地增长，至今已经发展到近1.1万个社团。在澳门，平均6人有一个社团，形成了一张广泛的社会治理网络。”吴志良说，但是，随着社团数量以及政府资助大幅度增加，也出现了各种各样问题，引起澳门社会的广泛关注。

吴志良介绍，多次调查结果表明，参加社团的居民比例不超过30%，如果按这一比例推算，每两个澳门居民就有一个社团。“过多社团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分化的体现。而且社团数量过多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形成有效竞争和创新，还可能导致社会力量分散化、碎片化。社团举办的活动过多，也导致交叉重复，同质化严重。”

吴志良认为，每一个社团都应该重新思考成立社团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要围绕社团本身的宗旨规划自己的核心项目和活动，贵精不贵多，实际重于形式，尽量形成品牌项目，同时要加强社团能力建设，令社团运作更加规范。

而更关键的落脚点在于“整合”。“未来澳门社团应该朝着联合的方向发展，规模化、规范化、专业化是最好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自身的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筹集足够的资源办实事，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更好地凝心聚力，更好地与内地相关社团对接交流合作，在社会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吴志良说，“爱国爱澳社团更加团结了，力量也更大，更能发挥作用，我们的社会政治基础就会更加牢固，更有利于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区也将更加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