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前发

李宏塔，男，汉族，1949年5月生，1978年4月入党，河北乐亭人，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李宏塔在民政系统工作18年，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象为亲人，每年至少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以严治家，秉持了“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的不变信念。

2021年6月，李宏塔被中共中央授予“七一勋章”。

“我们多一点辛苦， 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

李宏塔的祖父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宏塔的父亲李葆华，是中共安徽省委原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特殊的家庭身世，并未给李宏塔带来特殊的照顾。

20世纪60年代，李宏塔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来到了安徽读书，之后，在安徽生活、工作了几十年。1978年4月，李宏塔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7年，38岁的李宏塔从团委转岗出去工作，在组织上征求意见时，他毅然选择了民政工作，理由是：“我想找一个干实事的部门去工作。民政工作尤其实在，是直接给老百姓办事。我喜欢直接与困难百姓打交道，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最合我意。”

“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会减少几分痛苦。”这是李宏塔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李宏塔心中还装着一本账，记录着安徽全省有多少优抚对象、退役士兵、离退休干部、红军失散人员、农村五保户、城市“三无”对象、流浪乞讨救助对象……可以说，这本账几乎涵盖了全省所有弱势群体，这也就是民政工作难做的所在。

2000年前后，安徽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乡镇财政收支管理。此前，农村有“三提五统”，承担了部分五保户的供养经费。改革后，“三提五统”取消了。李宏塔担心，会不会因为经费缺口而影响了五保户生活？为了能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也为了给完善改革措施提供参考，李宏塔专门组织了对全省五保户的大走访。当时，有的同志心存顾虑，担心这个大走访会不会给税费改革造成阻力。但李宏塔始终确信，为困难群众讲话、办事，又有什么好顾虑的呢？一定要深入下去摸实情。最后，基于这次大走访的翔实材料以及李宏塔的据理力争，五保户基本生活保障经费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民政救灾期间，是李宏塔最忙的时候。1998年，民政部提倡开展制定救灾预案工作，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针对历年安徽水灾频繁的状况，率先提出在沿江地市推行救灾预案。李宏塔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市地跑，狠抓落实。也正因为如此，当年长江特大洪水发生时，安徽因为有备而战，能够沉着应对，受灾群众也得到妥善安置，得到了民政部的高度评价。

2003年夏天，淮河发生水患，李宏塔带着民政厅有关人员来到安徽省颍上县建颍乡箭井村和王岗镇金岗村察看灾情。那时已经有了救灾帐篷，还搭了简陋的庵棚，可一些受灾群众依旧露天睡在淮河大坝上。李宏塔走进帐篷，顿感热浪滚滚，暑气灼人。他叫工作人员用温度计测量，帐篷里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他和工作人员随即建议当地党政机关带头腾出办公室对受灾群众进行二次安置。几天后，当地就动员党政机关腾出办公室，妥善安置了数万名受灾群众。

有一天中午，随行的驾驶员陈荣友看着李宏塔太疲惫了，劝他到车上睡一会儿，李宏塔却看看表说：“不行，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去看看受灾群众都吃的什么。”他们赶到颍上县王岗镇金岗村，走进了一个庵棚，看到一个老大娘正在做饭。李宏塔走过去揭开锅盖，一股热气夹带着霉味扑面而来。他拿起筷子从锅里夹起几颗米粒放进嘴里，嚼了嚼，品了品味儿，又从锅里夹了几颗米让身边救灾办主任薛昆明尝，薛昆明尝过后肯定地说：“霉了，米霉了。”李宏塔问老大娘是什么时候领的救济粮，老大娘说才领回来两天。李宏塔从米袋里抓起一把米走到门口阳光下看了又看，闻了又闻，叫老大娘用塑料袋装了大约半斤，接过来放进公文包里。

之后，是彻底的清查……

“不打招呼，到群众中听心声”

进入民政系统工作后的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都蹲在乡镇基层。李宏塔回忆，自己在民政部门工作时，父亲已经调至北京。每次去北京，父子两人很少聊家常。但父亲每次都问他最近有没有去基层，是不是真正深入基层了。李葆华不仅言传，也有身教。李葆华在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经常轻车简从，下乡下厂。有一次，为了考察粮食供应配额，李葆华借了一个粮本，自己独自到一家基层粮店去买粮。营业员给了李葆华3斤大米和7斤红薯干，他问营业员：国家规定每人7斤大米和3斤红薯干，为什么发到群众手中就变样了？营业员一口咬定是上面规定这么发的。李葆华还和营业员争执了起来，结果粮店给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公安人员把李葆华带走了。而后，粮食供应配额的问题得到解决，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喜欢“微服私访”的故事也传开了。

深受父亲影响的李宏塔，工作实事求是，从不搞形式主义，容不得一点花架子。他每次下乡，都不打招呼，走进村、敲开门，直接和群众坐在一起，到群众中听心声。曾经有人问李宏塔：“老李，你是怎么摸到村里的呢？”原来，农村里一般都有不少狗，外人一进村，狗往往先叫起来，村里人马上就知道了，想暗访很难。李宏塔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每次都先让车子开到道路不通的地方停下，然后瞅准机会，直接到最近的农户家中，讲明情况，请他们来带路。这样，一来找人方便，二来村里的狗因为熟人带路也不会乱叫。然后他再步行进村入户了解情况。从百姓家出来之后，李宏塔才去乡镇、县市座谈。

李宏塔的“反向工作法”使得当地各级民政部门向他汇报时，有一说一，丝毫不敢“掺水”。村里的寄宿学校、城郊的养老院、城里的老旧小区，都是李宏塔经常去的地方。因为调研深入，他先后在全国两会上围绕“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保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等主题提交了多件提案。

李宏塔曾风趣地总结调查研究的经验：“层层陪同，只能看到那些精心打造的‘盆景’，只有离开公路才能了解最真实的情况。”

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后，李宏塔长期分管机关扶贫工作。据身边的工作人员反映，李宏塔带队调研，不仅行程满、节奏快，而且喜欢“寻丑”“揭短”，哪里条件差就往哪里去。当地的老百姓传颂着李宏塔喜欢“微服私访”的故事。李宏塔和父亲一样，并不喜欢这种说法。他说：“我怎么微服了？从不化装，我怎么私访了？我不埋名、不隐姓，名正言顺，正大光明。我下去不打招呼，那是怕麻烦人家。我到哪去都熟门熟路，不需要领，不需要陪。”

一封举报信“揭发”出的“典型”

2005年，中纪委接到举报信，内容是检举揭发李宏塔利用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职务之便，倚仗祖父李大钊、父亲李葆华的名望，涉嫌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一系列经济问题。中纪委极为重视，派出调查组直接进行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深入细致的调查，调查人员并未发现举报信中列举的情况，反而发现：李宏塔非但不是贪官，而是一个跟他祖父和父亲一样的清官、好官。调查人员回到北京进行了汇报，组织指示要将李宏塔作为典型进行宣传，还在2005年7月3日的《中国纪检监察报》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了题为《在李大钊革命家风沐浴下》的长篇通讯。

在共青团合肥市委工作时，单位要分给他一套大房子，但当看到年轻职工急需婚房，他坚持用自己的一套大房换了3套小户型，分给单位的3个年轻人。“需要房子的职工那么多，还是先解决他们的困难吧。我觉得我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李宏塔说。

李宏塔在安徽省民政厅担任副厅长时，曾经主持分房工作10年，分房超过200套，却从未给自己要过一套房。一家人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旧房子里，一住就是16年。他的家里装修简陋，也没有什么家具，更没有现代化的电气设备。8平方米的过道既是客厅又是餐厅，放着一张老式的大方桌，连走路都得侧着身。屋里最时髦的，就是一张20世纪80年代作为福利发的三人木沙发，一半放衣服，一半放书籍。1989年和1994年，李宏塔曾经两次直接负责民政厅机关建房和分房工作。无论凭哪一条，他都有充分理由和有利条件分到一套房，至少可以调换一套面积大一点的房子。但是，李宏塔因为直接负责分房，掌握了很多同志住房困难的情况：有的三代挤在一起，有的年轻人领了结婚证仍然分居，还有的身体不好或者快要退休了。因此，李宏塔把自己的名字从分房名单中划去了。分房名单上他总是“榜上无名”，有人提醒他别错过分房的“末班车”，他幽默地回应道：“末班车上人多，我怕挤。”

李宏塔怕“末班车”挤，却不怕住得挤。

李宏塔住房不讲究，吃、穿、行也同样不讲究。他不抽烟，也不喝酒，除了少数重要公务时刻，李宏塔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一骑就是十几年，以至于合肥多个路口的交警、摊贩都认得这位高个子。后来当了领导之后，单位想安排车辆接送他，他却每次都谢绝了，说还是骑自行车方便。有人提醒他：你不坐车，别的领导咋办？李宏塔说：“咱这是锻炼身体，并不影响别人坐车。”一天，厅里一位同志看到李宏塔步行上班，便问他：“你怎么不骑车呀？”他满脸无奈地说：“车子放在楼下被偷走了。”李宏塔的爱人介绍，他骑坏过4辆自行车，穿坏过5件雨衣、7双胶鞋。不过，李宏塔也算不上一个十分“顽固”的人，也是懂得“与时俱进”的，因为年龄的增大，他在2003年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装备更新换代了，但不忘初心、热诚为民的情怀却始终没有改变。李宏塔不管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车，依然是体察百姓生活状态，让自己更贴近人民群众。

虽然家里一向节俭，但却没有多少积蓄，在他退休的时候，家里的存折没有超过一万块钱。李宏塔的钱都到哪里去了？省民政厅机关里的人心中都有数。在每年“送温暖”“献爱心”的名单中，李宏塔的名字都排在最前面——这样的名单总是以捐赠的数额大小分先后的。在基层调研遇到困难群众，到农村看到五保户家的房子漏雨，到福利院看到老人被子薄，到低保户家看到过年包饺子的面没买，或者来找他的残疾人还没吃饭，下雨了来找他的下岗工人没带伞……李宏塔总是自掏腰包酌情接济，次数多了，数量可就不少了。

李宏塔还有一个“大方”的时候，他每次看到福利彩票店时，都会自己掏钱让工作人员帮忙买上几注，每个月下来也有小几百元开销。不仅自己买，他还“忽悠”大家一起买，说：“买彩票是爱的奉献，万一中奖了那也是爱的回报。”然而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李宏塔从不兑奖，这位“老民政”只是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国家福利事业多作点贡献。

李宏塔曾说自己时常会想起祖父李大钊救济穷人的事情：“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守初心，严家风， 革命家风代代传

提及祖父李大钊，李宏塔说，祖父去世时自己还没出生，对祖父的印象多是从书籍、影视作品和父亲讲的故事中获得。

李大钊是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曾说过：“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当珍之、惜之、宝之、贵之，断不可轻轻掷去，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曾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还担任北大教授，月薪高达120元，再加上他还在北京其他大学任教，并撰写大量文章，有不菲的稿费。以李大钊的收入水平，他和家人完全可以生活得很优越。但是他生活非常简朴，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每月从工资中拿出80元作为党的经费。他还慷慨助人，接济贫苦青年，当时，许多北大学生在困境中都得到过李大钊慷慨援助。以至于在北大领工资时，他经常领出一把欠条。校长蔡元培不得不专门吩咐，发薪水时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与他的夫人赵纫兰，以免他家断炊。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残忍杀害。据当时《晨报》等报道，其遗产竟然只有一元钱，“身后极为萧条”“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其子女亦“服饰朴实”。

在李大钊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子女们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大儿子李葆华曾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顾委委员等高级领导职务。他继承了父亲清廉朴素的家风，一生勤俭，两袖清风。其家中极其简朴，老旧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蒙皮的椅子，客厅的沙发坐下就是一个坑，房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建筑。2000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为他调新房，他却说：“住惯了，年纪也大了，不用调了。”

李大钊的孙辈后人继续延续着这种清正朴实的家风。在父亲李葆华去世后，有记者问李宏塔：你父亲给你们留下了多少遗产？李宏塔说：“我们不需要什么遗产，李大钊的子孙有精神遗产就够了。”李宏塔回忆，父亲继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质和良好家风，严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们也知道了该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李宏塔记得自己少不更事时，有一次有人送了几袋在当时算是稀罕东西的葡萄干到家里来，李宏塔就拆开一包吃了起来。父亲李葆华回家之后发现了，当即批评了李宏塔，还教育道：因为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干的事。随后，李葆华就把葡萄干退回，被李宏塔吃了的那一包也折价退款。李葆华离休后，李宏塔到北京开会时顺便去看望他。李葆华却说，开会就要好好开会，把会议精神领会好，回去抓紧贯彻，不要动不动就往家里跑。

祖辈、父辈的以身作则，红色家风的熏陶传承，让李宏塔的艰苦朴素显得那样自然、真实。李宏塔经常以自撰的对联“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自勉，他经常教育子女：“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并要求子女要把李大钊的良好家风继续传承。

退休后，李宏塔也没闲下来，他加入中华慈善总会，为改善中西部困难群众的生活继续奔走忙碌。“服务群众是件幸福的事。”李宏塔说，“共产党人要始终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中。其实我做的事情，都只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分内之事。”“现在时代不同了，每人的任务也不一样，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内核是不变的。铁肩担道义，简单说就是‘敢担当’；妙手著文章，则可以称作‘善作为’。在本职岗位上把工作做好，以求真的态度求学，以求真的态度做事，就是‘敢担当’‘善作为’。”

每个时代都会远去，但每个时代都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他们就像一束光，让人无声跟随。在深情的土地上，连点成片，生生不息。今天，华夏大地欣欣向荣，山河新貌，换了人间。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李宏塔感慨万千：“爷爷百年前的梦想，今天已经实现！”

（本文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