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晋丽
社会活动总是离不开时代环境，种地这件事也不例外。
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就业，而老一辈渐渐老去，“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
另一方面，要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就需带动小农户生产经营理念的转变，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解决“怎样种好地”的问题。因为小农户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快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支持农业服务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供销合作社等各类主体大力发展单环节、多环节、全程生产托管服务，开展订单农业、加工物流、产品营销等，提高种粮综合效益。
提供社会化的专业服务，对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意义重大。农民种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变种地为管地
小满江河满，小麦覆陇黄。过了小满，收获也提上了农家的日程。
曾几何时，一到麦熟季节，在关中平原的麦田里，几十名“麦客”成群结队挥舞镰刀、汗流浃背地工作，他们收割好一地的小麦，再迁徙到另一地……
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大规模应用，传统的“麦客”早已不复存在。一台台跨区作业的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野间，机器轰鸣声中浸染着农人丰收的喜悦，一天收割100亩小麦不在话下。
“机器这么发达，现在割麦子哪还需要人力啊！”夏粮丰收在望，年逾花甲的薛拓每天都要到地里看看小麦长势，除去杂穗。
薛拓是陕西省西安市长丰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创始人，曾是连续两届长安区政协委员，也是我国土地托管的先行者。这位受农业农村部表彰的“全国十佳农民”，亲历我国农业的变革，从农村致富带头人变身为时髦的“管家”。
“既然不需要人力收割，您刚才在和村邻商量什么事呢？”
看出记者的困惑，薛拓笑起来，“我们只是管家，为‘地主’服务。等麦子收割好了，要一一送回‘地主’家晾晒。”
“地主”就是把自家的田地托管给薛拓的村民们，也是他的服务对象。
什么是土地托管？“就是在土地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由公司对农民的土地进行托管服务，把耕种管收的各个关键环节串起来，让农民不用再为种地费心。”薛拓解释道。
故事要从10余年前讲起。
那时，薛拓是长安区斗门街道中丰店村的村干部，也是一名上进心十足的农民，成天钻研怎样才能种好地，用什么带领大伙致富。在赴高校学习、创办种业公司、研究花卉种植和小麦育种等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小农经济效率太低了，只有集中起来形成规模经营，才有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一些原本种地的人外出务工，很难兼顾种地。没人种地导致土地撂荒，这种紧迫感也促使薛拓开始思考，是否可以组建一家托管公司，对粮食生产实行土地托管？
令他欣慰的是，长丰公司成立第一年，就从长安区的5个乡镇托管到1.6万亩地，小麦亩产比托管前提高了200斤。在薛拓看来，这是一件双赢的事。农民解放了，产量提高了，公司也有收入了。
托管效果是如何实现的？薛拓用了一连串专业名词来表述土地托管的优势：实行良种、化肥、耕种、灌溉、防虫、除草、防病、收割、粮食收购“九统一”，实现粮食产量、农民收入、机械化效率、农机户效益、科技兴农水平、劳动生产率、水电设施利用率的“七个提高”，实现粮食成本、农资用量、机械化成本、水电设施投入的“四个降低”。
2014年，土地托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这些年，更是成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内容。据统计，全国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服务组织有36.9万个，生产托管服务超过15亿亩次，提高了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这种社会化服务，既可以满足不同的经营需求，打通传统生产环节与现代生产要素对接通道，推动粮食生产方式深刻转变，又可以让一些服务主体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产量质量，增加种植收益。
2017年，长安区胡家寨村村委会主任胡志军找到薛拓，希望他能帮忙管理村里的1000余亩土地。有了过往10年的管理经验，薛拓和儿子薛强推出土地托管模式的升级版，创新农机合作社经营方式，率先在陕西省提出了建立集体粮食农场的经营模式，他们称之为“胡家寨模式”。
“这个模式不用农户出资，他们只需用土地入股，即可享受分红。投资和耕种管收等生产全部由公司来进行。不论是遭遇减产还是自然灾害，每亩地保底给农户700元，超额利润再进行分红。”薛拓说。
目前，长丰公司托管土地面积达3万余亩，“胡家寨模式”已经入选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化服务典型案例。
实现双赢，才能可持续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五中全会和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明确要求。《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指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使小农户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要提高农业的技术服务水平，搞规模化、标准化，就必须走社会化服务的路子。”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马传喜告诉记者，农业是精细活，越是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越需要依靠专业机构来实现。
小农经济在我国有着悠久传统，“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许多地方农业的真实写照。“以小农户为单位耕作，不仅效率低，而且太辛苦，农业劳动中热天中暑、农药中毒等在过去经常发生。利用农业社会化服务，专业而便利，把人完全从种地中解放出来。”马传喜认为，小麦的跨区联合收割就是较为成功的社会化服务方式。每年自5月下旬起，循着小麦成熟的时序先后，优秀的农机手们操作着最先进的农机设备，从南开向北，一路进行收割，形成规模化的服务。
在他的记忆里，年轻时考上大学离开家时，家里刚刚挥别了靠牛耕地的方式，几家共用一个小型手扶拖拉机来耕地。前几年再回乡时正值小麦播种季，大家都有秩序地排队预约合作社的复式播种机，这个机器一天能种上一两百亩地。“这个合作社所提供的就是社会化服务。它通过自有资金和享受到的政府补贴，用来购买先进的农机，为农户提供服务。”现在，从播种、施肥、打药、收获，实现了生产全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随之，土地托管服务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不高，农业服务业收益偏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
以小麦为例。尽管现在的小麦产量比以往大大提高——在几十年前，一亩地打100斤麦子，现在能够达到1000斤，翻了10倍，但是一亩地的收入才有1000多元钱。对于一些社会化服务组织来说，刨去土地租金和日渐高昂的农资成本，利润显得有些微薄。
基于此，马传喜觉得，社会化服务的核心是科技进步，提高种地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在粮食生产的耕种收和病虫害防治中实现全程机械化。先进技术在给农民带来收益的同时，也要能够给从事社会化服务的人员创利，只有实现了农户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共赢，才能促进良性发展，实现社会化服务的可持续性。“单纯依靠财政补贴是不现实的，比如托管的土地不能创造效益，生产就难以为继，投入成本作为种粮农民的主要考量，单位土地面积产量不能发挥，国家粮食安全也就失去最基础的支撑。”
总体来说，农业社会化服务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成绩斐然，却也仍有不足之处。如何在各个技术环节突破创新，在服务农民中带动农民补齐农业发展短板、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引领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