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协办的第二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与整理出版”国际学术论坛之“东亚汉籍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研讨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7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就东亚汉籍收藏、整理、研究、出版等方面展开探讨。

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与会学者所关注，认为《意见》涉及古籍工作中的古籍收藏与保护、古籍整理与研究、古籍出版与利用这三个相互连接的工作，涵盖了古籍工作的全部程序，是集思想政治原则与专业学术工作为一体的经典性文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高校古委会名誉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安平秋表示，古籍领域的全部工作，从政治原则、思想指导到专业工作、学术发展，都应该以《意见》为指导，遇到的一些业务问题，也都可以据此去解决。

古籍研究离不开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廖可斌感觉到，东亚汉籍研究正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即从以东亚汉籍的收藏和整理研究为主，转变为该领域工作继续拓展，以及东亚汉籍的传播研究、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研究思路和方法发生新的变化。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指出，“面对新材料，研究者必须走出旧视野，提出新思路和新问题，不能用新材料建老房子，要用新材料建新房子。”他认为东亚汉文化圈里诸文化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共通性，应从特殊到普遍，从民族性文本中寻找挖掘，抽象出具有共通性的意义，从而使民族性的文本挣脱其民族限制，克服其地方局限，引导人们养成对差异的欣赏和热爱。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小盾则认为，东亚汉籍研究应以文化圈为范围，他重新思考“什么是书”这一中国古籍研究的根本问题，对“汉籍”的概念再次进行界定，认为“汉籍”是经过编纂、用汉字书写的书籍，包括少数旁注标音符号和返点符号的书籍。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用了整整10年时间，把日本有关图书馆存藏的中国戏曲文献做了一个整体调查，汇编成目录，详细标注馆藏地及索书号，让学界知道日本到底有多少与中国戏曲相关的收藏。在此过程中，他对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进行研究，体会到，日藏戏曲文献的调查、整理、研究，不单单是文献的研究，文献背后所隐藏的许多东西都值得去发掘，特别是在近代西学东渐背景下，如何应对西方挑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30多年来始终致力于经典古籍的整理和珍稀文献的出版工作，陆续出版了600余种40余万册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经典古籍整理著作和珍稀文献图书，形成了涵盖普通古籍与经典古籍出版、大众古典文化阅读、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出版、珍稀古籍文献档案资料等门类相对齐全的出版体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黄轩庄表示，在新时代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继续致力于海内外古籍文献的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共同书写新时代我国古籍工作新的发展篇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编辑汤文辉认为，本届论坛以东亚汉籍为主题，展现了学术机构、馆藏机构、出版机构密切合作，学者、研究馆员、出版人在《意见》的旗帜下共襄盛举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