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韫琪
元德秀传世诗文虽寥寥，但他的高洁操行深刻影响了有唐一代士人。李华《三贤论》记载了元德秀、萧颖士、刘迅三位致力于兴复儒教、拯救时弊的文化名流，前人多从三者共性入手考察开天之际的复古思潮，事实上这三派群体各有不同侧重。元德秀在学术研究的精深程度上似逊于家学深厚的刘、萧，但他以道德修养名高一时，“士大夫高其行，不名，谓之元鲁山”。在角色定位上，元德秀与“被卿佐之服，居宾友之地”“若百炼之钢”的刘、萧有所不同，他“处师保之席”“不俟其言而见其仁”，如果说“卿佐”的职责在于协助人主处理具体政务、需具备韬略与妙断，那么“师保”则侧重于润物无声的人格感召，以自身道德实践形塑他者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正所谓“以道纪天下”。史载元德秀早年负母诣长安求举，为政时以诚信感化狱囚、“所得俸禄悉衣食人之孤遗者”（《新唐书·元德秀传》），他的高风亮节不仅召唤着当时的一批从游者，还成为有唐一代的精神坐标。后人不断通过诗文追缅鲁山行迹，同时鲁山的形象和地位被逐步抬高，最终被塑造为饥馁而死的“悲情英雄”。那么，元德秀的死因真的是“馁死”吗？如果不是，后人的建构和“误读”又出于何种心理？
两《唐书》及李华《元鲁山墓碣铭》确实述及元德秀去世时“家惟枕履箪瓢而已”的清贫境况及他结庐陆浑后遭遇的饥馑，不过即便身处困窘，也有人予以酒食资助，鲁山更是欣然接受：
秩满，南游陆浑，见佳山水，杳然有长往之志，乃结庐山阿。岁属饥歉，庖厨不爨，而弹琴读书，怡然自得。好事者载酒肴过之，不择贤不肖，与之对酌，陶陶然遗身物外。（《旧唐书·元德秀传》）
爱陆浑佳山水，乃定居。不为墙垣扃钥，家无仆妾。岁饥，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弹琴以自娱。人以酒肴从之，不问贤鄙为酣饫。（《新唐书·元德秀传》）
时属歉岁，涉旬无烟。弹琴读书，不改其乐。好事者携酒食以馈之，陶陶然脱遗身世，涵泳道德。（李华《元鲁山墓碣铭》）
由上可知，“岁饥”的相关叙述是为了突出元德秀逆境中不以俗事挂怀的洒脱与和光同尘的境界，且无论是史书、墓碣铭，还是族弟元结的《元鲁山墓表》，都未提及元德秀馁死，故缺少衣食应不是导致元德秀于天宝十三载辞世的直接原因。然而后人却将鲁山之死与饥馑建立起明确的关联，“鲁山馁死”成为衬托元德秀卓异操行的标志性事件。其肇始或来自肃宗朝中书舍人卢载的《元德秀诔》：
谁为府君，犬必 肉。谁为府僚，马必食粟。使我元公，馁死空腹。
卢载以其他官僚的奢侈腐败反衬鲁山德行之高，提出鲁山去世时“馁死空腹”。需要注意的是，诔文之要在于“诔其德行，旌之不朽”“铭德纂行，光采允集”（《文心雕龙·诔碑》），其体裁决定了其以颂扬逝者生前的功绩德行为主，褒美甚至夸张之辞在所难免。卢载“馁死空腹”之构思或来自元德秀生前曾处歉岁的遭遇及居所的简朴陈设，作者将之整合并推衍升华，形成“鲁山馁死”的结论。或在卢载看来，越是强调元德秀生活之困窘、死因之有悖人情，越能突出鲁山胸次洒落而无私欲的境界，诔文的反讽意味也更加强烈，同时激发读者强烈的共情，在无形间形成了鲁山馁死的印象。
卢载虽提出鲁山“馁死空腹”，但尚未明确将他与古人并提。中唐以后，文士在渲染“鲁山之饥”时候，多将之比作三代、春秋时身陷饥馑却不改其志的古贤，用以刺时或自警，“鲁山之饥”逐渐抽象为一种文化符号。孟郊《吊卢殷》将鲁山与颜渊并提，“耳闻陋巷生，眼见鲁山君。饿死始有名，饿名高氛氲”，强调士人名节之树立。同样是歌颂鲁山之饥，白居易《题座隅》明确将元德秀比作古贤伯夷，并且用小注的形式强调其死因：
伯夷古贤人，鲁山亦其徒。时哉无奈何，俱化为饿殍。元鲁山山居阻水，食绝而终。念彼益自愧，不敢忘斯须。平生荣利心，破灭无遗余。犹恐尘妄起，题此于座隅。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在白居易笔下，关于元德秀死因的叙述反而较前人更为具体？“山居阻水，食绝而终”的细节从何而来？唐人丁用晦笔记《芝田录》中浮现了蛛丝马迹。据陶敏先生考证，《芝田录》成书于咸通末至乾符初，尽管其成书时间晚于乐天诗作，但书中所采之杂文轶事往往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和演绎，其中关于元德秀的事迹记载，不妨视为中唐以来的一种民间的“共识性”观念：
元德秀退居安陆县南，独处一室，去家数十里。值大雨水涨，七日不通，饿死空屋。中书舍人卢载为诔曰：谁为府君，犬必啖肉？谁为辅僚，马必食粟？使我元公，馁死空谷！
元德秀辞官后居于陆浑并于此终老，史书及铭文已有明证，“安陆县南”一说显然为讹传，唐人笔记所载往往真伪间杂，不尽可信。“去家数十里”“七日不通”这些未见于正史及墓志铭的细节看似丰满，实则透露出民间传说“层叠累积”的生成逻辑。正如顾颉刚先生对孟姜女故事流变的分析，史事往往“由简单变为复杂”，这提醒我们对于一些踵事增华、后出转精的历史叙述，应抱有足够警惕。《芝田录》的这则记载不应作为信史看待，却透露唐人对“鲁山馁死”一事“宁信其有”并大力阐扬的心态。同时，在厚古薄今、“人心不古”的观念下，鲁山越是超群拔俗，就越与古人相契，这亦是后人将鲁山与古人并论的内在逻辑。如果说伯夷是上古志士的典范，那么元德秀则被唐代士人视作当代道德模范。白居易之“误读”，即有意将元德秀与“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并论，突出“俱化为饿殍”的两位仁义之士操行之高洁，以其事迹警惕自己荣利之心。与《元德秀诔》相比，此诗进一步渲染鲁山命运的悲剧色彩，抒情意味更为浓重。由此可见，后人通过对鲁山之死的解读、阐发甚至附会，追寻上古至真至纯的人文精神，并逐步构建起与古贤的血脉联系。
行至晚唐，士人对元德秀的崇敬依然真挚浓烈，并在咏叹其道德丰厚之余发掘鲁山行迹中率真本初的一面。皮日休《七爱诗》选取了七位唐代名贤，其中既有房杜、李德裕这类辅国定乱之将相，也有卢徵君、李太白这类傲逸放旷之奇才，元德秀则作为能够“镇浇俗”的“真吏”被歌颂：
吾爱元紫芝，清介如伯夷。
輦母远之官，宰邑无玷疵。
三年鲁山民，丰稔不暂饥。
三年鲁山吏，清慎各自持。
只饮鲁山泉，只采鲁山薇。
一室冰檗苦，四远声光飞。
退归旧隐来，斗酒入茅茨。
鸡黍匪家畜，琴尊常自怡。
尽日一菜食，穷年一布衣。
清似匣中镜，直如琴上丝。
世无用贤人，青山生白髭。
即卧黔娄衾，空立陈寔碑。
吾无鲁山道，空有鲁山辞。
所恨不相识，援毫空涕垂。
皮日休不厌其烦地使用“清”字形容鲁山为官之清介、持身之清慎、生活之清俭，确实抓住了“清”作为鲁山的人格审美特征。一方面，“清”意味着一种“透明感”，亦即《七爱诗》序中强调的“真纯”色彩；另一方面，“清”来自超脱尘俗的气质，主体越过时空与古人相通，带有淳和古雅的意味。苏时学曾指出“夫清岂易言哉？孟子论圣人，而独以清许伯夷，则自伯夷之外，其真清者有几人耶？”（《爻山笔话》卷一二）皮日休不仅将鲁山与伯夷并论，还将古贤忍饥挨饿的细节直接“移植”于鲁山，使其成为古贤的化身。“只饮鲁山泉，只采鲁山薇”或出自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及伯夷“隐于首阳山，采集野菜而食之”的典故，诗人以古贤宁死不受不义之物的耿介，衬托元德秀担任鲁山令期间的清慎廉洁，甚至甘愿自苦换来百姓的“丰稔不暂饥”。如此，后人对元德秀的形塑在其真实人设的基础上，又与上古、春秋之贤人融合无隙，其形象愈加具有历史的层次与厚度。
皮日休还融入对元德秀生不逢时的叹惋，“世无用贤人，青山生白髭”的构思恰与孟郊“天地蹇即甚，鲁山道莫伸。天地气不足，鲁山食更贫”（《吊元鲁山》）暗合，正因鲁山之道与天地合德，所以天地之穷蹇使鲁山不得行道，反之鲁山之困顿亦令青山愁添白髭。奇崛的想象背后，是诗人与鲁山作为异代知己的惺惺相惜。元德秀作为中晚唐坎廪士人的自我投射和精神寄托，随着“鲁山之饥”的悲剧色彩逐渐浓重、元德秀身上的历史厚重感逐渐深化，人们慨叹鲁山生平的同时强化了对自身遭遇的反思和对不公世道的批判，“古”与“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愈发凸显。“援毫空涕垂”的背后，一曲理想主义者的挽歌已黯然奏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