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杰
编者按：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道德修养与伦理建设，在国家治理、为官为政方面，千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经典论述，如“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公生明，廉生威”等，蕴含着丰富的修身内涵与政治智慧，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人深省、给人启迪。发掘其中的道德和智慧，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王杰在本版开设“官箴品鉴”专栏，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官箴进行解读，以资学习和思考。
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系统中，很早就出现了一类为官者入仕必读之书即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一方面是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廉洁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要想了解什么是“官箴书”，需要先从“官”与“箴”这两个字说起。
何谓“官”？“官”指的是在衙门做事的公职人员，也称官员，以区别于“吏”。“官”有职位品级之分，往往通过科举产生，经过朝廷委派，常常在异地任职，领取朝廷俸禄而为朝廷服务，因此也叫“朝廷命官”。
何谓“箴”？“箴”是古代的一种文体，有“劝告、劝诫”的意思，与“箴”字搭配的词有：箴谏、箴砭、箴规、箴诫、箴诲、箴训等，主要含义就是劝谏别人改正过失，使人的思想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守住职业道德和法律底线。
何谓“官箴”？在各种辞书中，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指百官对帝王进行劝诫；二是指官吏对帝王所进的箴言；三是指做官的戒规。“官箴”原是规劝为官者的一些原则与规范，后来逐渐演化为带有自我约束功能的修身准则。
中国最古老、有文字记载、垂训千古的官箴，大约出现在殷商末期，其中最早的，大概要算《虞人之箴》了。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虞人之箴》，简称《虞箴》，是由一个叫辛甲的人推崇而名于世的。辛甲是谁？其身世已难以考证，但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曾是商后期，也就是殷的亡国之君帝辛、人称纣王时期的史官。公元前1046年殷商亡国后，西周建立，辛甲在西周初年任太史，人称辛尹。他在太史任内，极力倡导百官“官箴王阙”。所谓“官箴王阙”,就是让百官作箴,或者让专司箴谏的官员作箴,箴文完成以后,由经常在君主之侧的乐工“诵唱”，让国君时时能听到百官的规劝，目的在于针砭国君的缺失，时时规范国君的行为。辛甲深感殷鉴不远，应以史为镜，以免历史悲剧再次重演。在辛甲的倡导下，百官都积极响应他的召唤，纷纷递交官箴。其中，有一份官箴特别引起了辛甲的注意，这就是《虞人之箴》。虞者，是管理田猎官员的称谓。《虞人之箴》不过60余字，却道出了百姓的心声。这份箴言写道：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这段箴文大意是说，大禹时期曾有茫茫的疆域，他的儿子启登位后，划分为九州，设立了九牧，按地区管理天下，使得国家非常有秩序。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农业发展得也好，野兽有丰茂的青草，各得其所，因此互不干扰。后羿身居帝位后，贪恋狩猎，想到的只是飞鸟走兽，而忘记了国家的忧患，武事不能太多，太多就不能扩大夏后氏的国家。作为主管田猎的官员，谨以此报告君王左右的人。《虞人之箴》语言朴实，逻辑清晰，言简意赅。它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人与自然、人与兽“各有攸处，德用不扰”的思想以及不能贪恋安逸的思想。
后来，“官箴书”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了一些变化，但核心内容没有改变，既保留了对君王的规劝、劝诫，又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和规范。官箴书像一条红线，贯穿古代为官为政的始终，如：
《尚书·立政》有“九德官人”说：“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提出选拔任用官员，要具备以上九种品德。
《周礼·天官》有“六廉”说：“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洁，六曰廉辨。” 基本上涵盖了为官者所应具备的德行素养。
《论语》有“五美”说：“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主张要“尊五美”，把“五美”看做人的五种基本美德。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除了五善，还有五失，指的是：自我膨胀、骄纵专横、越权行事、目无王法不知利害、轻贱有才能的人而贪婪财货。这“五善”“五失”就是秦国对官吏考核奖惩的标准。
汉代有“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汉朝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是“举孝廉”，是按照德、才、能的顺序进行考察官员。
唐代有“四善二十七最”说：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四善”是说，唐朝选任、考核和监察官员，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最，是指各个职位的任职资格，二十七最，是指对各个职位不同工作的具体要求。
明代有“居官七要”说。明代大思想家薛瑄在《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提出了“居官七要”说：“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
清代有“居官八约”说，这是康乾时期的孙嘉淦所提出，即“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短短的42个字，概括了事君、共人、避争、藏功、止事、要言、守独、清廉等非常丰富的内容，被后人看成是为官做人的八项基本原则。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官箴学说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终被放在了重要位置。除了这些重要的官箴学说，《中国古籍总目》共列举了从汉到清官箴书目177部，如宋代吕本中的《官箴》、宋代许月卿的《百官箴》、元代张养浩的《三事忠告》等。时至今日，历史的滚滚车轮已经进入新时代，古代官箴中的一些内容早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与社会环境，但其中仍有很多跨越时空、具有时代价值的主张、观念和思想，这些正是古代官箴的精华所在。这些官箴精华，对于新时代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讲政德、修政德、立政德，具有强大的精神哺育力量，是我们在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应当倍加珍视和注重发掘的宝贵思想资源。对古代官箴文化中适合于促进政治文明发展和鼓励干部向上向善的内容，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时代涵义。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包括官箴精华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领导干部学国学组委会主任王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