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在香港工作生活近29年，全国政协委员，国泰君安国际董事会主席阎峰成为香港回归、繁荣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眼中的香港是什么样的？
1978年，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1990年，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次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980年，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阎峰考入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读研究生，阎峰拿着环境工程专业文凭转而学起了经济。
“当时我有种特别强烈的预感，那就是证券行业会成为改革开放后各行业的焦点和核心，深圳经济特区将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在这一认知下，走出象牙塔的阎峰毅然决定南下深圳，加入彼时内地最具影响力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开始从事证券投资。
冥冥之中或许早有安排，君安证券日后成了他与香港结缘的纽带。
跨出那道门之后，
是什么让他感觉香港胜似故乡
1993年，内地投行业务如火如荼，雄心勃勃的君安证券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阎峰也自此跨出了那道门，成为最早一批深港跨境工作的职场人。
“给我比较大的感受：第一是语言有隔阂。那时的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第二是文化与生活习惯有隔阂。香港虽然地方小，但百姓日子过得很精致，我们这些人初来乍到，身上又没什么钱，日子过得既粗放又紧巴，记得那时我几乎都是吃大排档和茶餐厅，除非当地朋友请客，否则很少开荤。”由于隔阂感常伴左右，阎峰感到那会儿在香港的生活和工作比较累心。
这种局面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才有了明显改善。
1999年，君安与国泰合并后，开始重视资源整合与精细化管理。但由于公司在海外发展初期机构扩张过快、投资战线过长，导致海外业务经营不善甚至出现了近乎资不抵债的风险。
紧要关头，阎峰受命接管国泰君安香港公司。
其实，在要不要接受委任这件事上，阎峰说他当时最大的顾虑并非自身在香港工作生活是否习惯，而是集中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在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独特定位上——一方面，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对接国际资本进入内地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香港的金融产业也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另一方面，去香港就必须面对国际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考验，需要随时迎接惨烈的市场竞争挑战。
最终，带着看好中资券商在港发展前景和永不满足的信念，阎峰坚定赴港。接管香港公司后，他果断清理、整合了原国泰证券和原君安证券在海外的大大小小100多家公司，设立了国泰君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10年7月，经过中国证监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批准，国泰君安国际控股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融资额达17亿多港元，成为第一家在港上市的中资券商。2011年3月，公司股票成功入选恒生综合指数金融成分股，开创中资券商先河。国泰君安国际由一个总投资额仅为3198万港元、多年经营几乎陷于停顿的证券公司，逐渐发展为年利润超过10亿港元、市值超过150亿港元的头部中资券商。
2007年，阎峰与同仁一道，在香港中资企业协会证券行业委员会的基础上，创办了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2015年起，阎峰任永远名誉会长。此外，他还在2012年、2017年、2022年三届香港特首选举中，被推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
“在香港工作生活近29年，有意无意间，我成了香港回归、繁荣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这份独特的经历，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于我而言胜似故乡，对于这片给予我养分和动力的土地，我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若非情深，惯于理性思维的经济学家阎峰很难说出这番话。
原本陌生的境内外市场，
在你来我往中“拆掉了门”
“我们欣喜地看到，回归25年来，香港和内地在政治、经济、社会、贸易、技术、体育、文化方面的融合不断加深、提升，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更是在不断上升。”用阎峰的话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当属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
货物贸易方面，对原产地在香港的进口产品已经实行零关税。服务贸易方面，目前有超过2000家香港企业按照CEPA的优惠条件申请进入内地投资。直接投资方面，截至2020年底，港商对内地累计实际投资额为13013亿美元，占内地累计引进外资总额的53.3%；内地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存量达14385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的56%。
“回归25年来，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截至2021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有1368家，总市值约为4.3万亿美元，占市场总值的79%。目前，港交所50%以上的上市公司为内地背景上市企业，内地在港上市企业市价总值占港股整体市值比例约为80%，成交额占比接近90%。”谈及这些数据，阎峰如数家珍。
根据最近公布的国际金融中心指数最新排名，香港位列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香港交易所数据显示，1996年底港股市场总市值为3.2万亿港元，2021年底香港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为40.1万亿港元，增幅高达1153.1%。
两地积极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先后推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基金互认等资本市场开放措施，资本项下跨境投融资规模不断扩大。2021年10月，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正式启动，让包括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内九市居民可跨境投资粤港澳大湾区内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
“香港还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据阎峰介绍，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开展个人人民币业务、发行人民币债券、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理财通等，让香港成为国际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的重要平台、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资料，2021年，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约占全球人民币支付交易额的76%。
珍惜“后盾”赋予的强大支撑力，
当好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与门户
“作为香港25年回归之路的亲历者，我目睹了‘一国两制’历经考验、丰富发展、日渐完善，直击了25年来国家对香港在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的巨大支持，使得香港平安度过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等重大金融危机，妥善应对2003年非典疫情、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成功战胜了2014年非法占中事件、2019年处理修例风波、2020年推动香港国安法实施、2021年完成选举制度改革等重大施政困难和挑战，保障了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金融活力、法治高效、民主自由、民生安宁。”就社会发展而言，阎峰分享了他的几点体会。
第一，“一国两制”赋予了香港强大活力。
回归25年来，“一国两制”赋予了香港巨大红利。在国家多项政策的支持下，香港与内地在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进一步融合，香港作为经济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结合点，境内外资金、商品、人才、信息、技术流动的重要桥梁，跨境往来的门户，境内企业和资金走出去的桥头堡，境外企业和资金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日趋重要，竞争力不断提升。
“风雨之后见彩虹。今天的香港，以爱国者治港原则对‘港人治港’做出了更全面准确的诠释，确保了‘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赋予了香港强大生命力。”阎峰这样说。
第二，国家后盾赋予香港强大经济韧性。
回归25年来，香港经历了多重冲击和挑战。正是国家的坚强后盾和全面支持，使得香港经济展现出超强的韧性，完成了从航运、贸易主导型经济向贸易、金融、法律、财务、咨询、科技等高产值服务业主导产业布局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
香港特区统计处数字显示，1997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为1.37万亿港元，2021年香港本地名义生产总值为2.86万亿港元;人均生产总值从回归前的19.20万港元，提升至2021年的38.71万港元，翻了一番。
第三，跨境门户角色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回归25年来，国家给予香港的优惠政策赋予了其跨境门户的特殊角色，有力巩固和提升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回归后的香港与内地金融的互联互通愈加紧密，而随着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及全面对外开放，人民币在贸易、投资和储蓄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而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角色，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变得更加巩固。
第四，改善民生，民众安居乐业。
香港回归25年来的社会建设成果，通过梳理民生工程更具说服力。
首先是住有所居。在房价高居全球第一、寸土寸金的香港，超过半数常住人口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居住在政府主导兴建的公营租住房屋和资助自置居所房屋。
其次是老有所养。特区政府在回归后立法规定最低时薪、月薪工资水平，保障低收入劳工免受无良雇主剥削；实施由劳资双方供款的强制性公积金制度。当前，强积金制度已经覆盖了77%的市民。
第三是病有所医。公立医院的原则是优先为急需的市民服务，主要以收治大病、重病、急病为主;公营医疗开支主要是靠政府资助，95%是来自税收，其余的5%是来自对个人的服务收费。
第四是行有所乘。回归以来，香港基建取得巨大成就，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相继建成，拉近了香港与内地的距离，拓宽香港居民生活空间。今天的香港，港铁四通八达，巴士、电车、的士、轮渡为市民提供了极为便利的出行选择。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和快速发展永远是香港发展的最大红利。”阎峰坚定认为，只要我们坚定地坚持、发展、珍惜、拥抱“一国两制”，香港就一定有一个更加稳定、繁荣、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