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玮

温文尔雅、诙谐风趣的周南，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担任过香港回归过渡时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重任，是香港回归的主要参与者、执行者。

唇枪舌剑的 亲历与见证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周南回顾时说，我们主张只有在英方承认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前提下，才能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英方则回避主权问题，要求只就如何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的问题进行谈判。“一开始章文晋副外长跟英方谈，谈不下来，接着是姚广副外长谈，也谈不拢。”从1982年9月一直到1983年7月，整整10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争论不休。

1983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打电话给中方谈判团的周南，邀请他到大使馆共进午餐。饭后，柯利达说：“议程问题久拖不决，这对谈判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难处，希望你们考虑。”

原来，关于“主权的移交”在中文表达中很简单，但是按照英文的习惯，在主权前要加一个冠词“the”。英方认为加“the”不能接受，建议把“the”换成“a”，意思是“一个主权的移交”。周南一听不对劲，这个“a”没法翻译成中文，“一个主权的移交”或是“某个主权的移交”，都不像话，而且中文根本没有这个冠词。当时也来不及开会研究了，周南提议说：“根据我对英文文法的理解，可加可不加。你们对‘the’有接受困难，我们也不能接受‘a’，最妥善的办法就是两个都不要，直接说‘transfer of sovereignty’（主权的移交），我认为也符合英国文化，你觉得怎么样？”

柯利达跟他身边的一等秘书交头接耳一番之后，说可以考虑，周南说：“那就这么定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争论了，中文不改，英文取消冠词。”看似平静的午餐之中，困扰双方一年的议程问题开始找到共同点。

周南说，很快双方就第二阶段谈判的议程达成了一致意见，包括双方经过讨论，就“关于主权移交事宜”这项议程的中、英文译法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决定先谈1997年后的安排，再谈1997年前的安排，最后谈“关于主权移交事宜”。

1983年7月12日，开始正式举行第二阶段第一轮谈判。当时，姚广为中方代表团团长，谈判地点在北京台基厂头条3号。“会谈地点与时间本来是保密的，但来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早就守候在英国驻华使馆门口，一看到使馆的车队开出大门，就搭乘出租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还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敬业的记者们发现了。”

“谈判并不顺利。前4轮的谈判没有任何效果，英方代表柯利达寸步不让，想以主权换治权，即英方把名义上的主权交给中国，要中国同意继续由英国长期管治香港，想同我们签订一个新的不平等条约来取代三个旧的不平等条约。柯利达说：你们讲的‘一国两制’是一种幻想、空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是乌托邦。我们就反驳他的观点，双方争执不下。”

周南说，这个时候，希思在1983年4月又一次来到中国，小平同志明确告诉他，以主权换治权根本行不通，希望你回去转告撒切尔夫人，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

到了10月份，撒切尔夫人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第五轮谈判时，中方发现柯利达的讲话中有两句有问题。第一句：“英国不寻求1997年之后管治香港方面的主导地位。”“不寻求主导地位”是什么意思？还寻求什么地位？第二句话：“英国只是寻求在1997年以后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

中方反问英方，他们也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周南回忆，在这个关键时刻，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点破了这一条：“小平同志说：现在英国人还是想寻求1997年以后跟中国共管香港，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同意的。这句话中的‘共管’，点破了英国人提出的所谓‘非主导地位的密切联系’的意思。在谈判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讲了关键的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六轮谈判的时候，英方的态度松动了一点。“到第七轮谈判的时候，英方才真正开始跟我们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即讨论我们制定的十二条方针。”

第二阶段会谈的前七轮谈判期间，周南在台后，主要参与谈判策略研究以及同柯利达进行的私下接触和磋商。

1984年，中英香港谈判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这时，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英双方代表团团长同时换人，已是外交部副部长的周南从幕后走上台前，接替姚广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英方由新任驻华大使伊文斯接替柯利达出任团长。

步步为营：寸步不让

中英第八轮谈判的地点改在钓鱼台2号楼。

英方在谈判中不断在各种问题上挑战中国主权。

在中方代表团的“十二条”基本方案中，有一条提出“凡是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可以在香港设立领事馆，或者总领事馆”。英方却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英国跟香港的关系十分特殊，因此要求不设总领馆，设立高级专员公署；外交代表不叫总领事，叫高级专员。周南立刻反对：“我在英国前殖民地也就是英联邦成员国待过，这个情况我很清楚，英国只有派往英联邦成员国的外交使节才不叫大使或公使，而叫高级专员。我反问你们提这个意见是什么意思？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不是个独立国家，即使是英联邦国家，也是在首都而不是其他城市设立高级专员；第二，只有英联邦国家你们才设专员，你们是不是想把香港作为英联邦成员国来对待？”

伊文斯愣了一下，跟助手嘀咕了一阵说：“有啊，比如有些国家就派有商务专员。”周南说：“你这就胡扯了，我们也清楚这个商务专员同文化专员一样，都是大使馆下属的外交官，由商务部派的，有的叫商务参赞，有的叫商务专员，跟你说的高级专员是两码事，你不能来糊弄我们。”最后伊文斯只得放弃这个意见。

随着谈判的深入，英方代表团在香港隶属问题、高度自治问题等方面都制造了一些矛盾，使谈判不能顺利进行。周南说：“各轮谈判始终围绕着‘国家主权’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比如，我们提出的文件中写明，未来特区经中央授权得行使‘高度自治’，英方则企图改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自治’，甚至要求特区与中央‘绝缘’；我们写明特区是个地方政府，‘直辖于中央政府’，他们也要求删去。总而言之，就是千方百计要把特区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以便香港在回归祖国后继续由他们操控。这些都被我们打掉了。”

直到整个谈判结束之后，周南邀请伊文斯吃饭时，伊文斯才一语道出当时英方的用心所在：“我请他吃涮羊肉，当时就半开玩笑地跟他说：大使阁下，你应该很清楚，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不会让步，可你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不断地提出挑战我们主权的意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南得到的回答是，英方是步步为营的，所以哪一个问题上你稍微松动了，他就往前进攻了，你给他封住了，他就没办法了。周南说：“我们有一条谈判策略：我们的底牌不能马上亮出来，而要争取比底牌更高一点的成果，维护国家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非正式磋商”

在之前的一至七轮谈判中，周南与英方的柯利达等代表一直保持着私下的联系与沟通，他觉得这种私下的交流与非正式磋商效果很好，可以更深入交换意见，比会谈时双方都一本正经地正式发言或评论对方的发言沟通效果好得多。于是，他担任团长后除了正式会谈外，还增加了“非正式磋商”这一“谈判”方式。

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方虽然步步紧逼，但中方在香港回归的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

关于在香港设立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周南记得争论得非常激烈，使谈判几近破裂。“小平同志有个想法，就是为了保证过渡期间香港不出现大的混乱，应该设立一个常设性的中英联合委员会进驻香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我们根据这个思想准备了一份草案，主要讲为什么要组织中英联合委员会、任务如何、什么时候进驻香港。我们把这份草案拿出来时，英方没有料到，柯利达当时非常紧张。接下来的若干轮谈判中，英方激烈地反对。他们提出，这个机构一旦成立，特别是进驻香港以后，不就成了另外一个权力中心了吗？那港督就变成‘跛脚鸭’了，香港老百姓有事情就会不登港府之门，而是去向联合委员会申述，港府就会办不成事情。英方把后果说得十分严重，无论我们怎么解释，英方就是不同意。”

1984年4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来访，邓小平接见他时当面跟他讲成立中英联合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好处，并表示：你们如果觉得不方便，我们还可以稍微让步，比如说，头一两年先不进驻香港，先在伦敦、北京、香港3个地方轮流开会。英国方面还是不同意。双方一直协商，拖到当年的六七月，柯利达坐不住了，他建议英国政府再派杰弗里·豪到中国来商议。

“当时已经是7月份，距小平同志定的两年期限只剩两个月了，我们和英方都希望能够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我跟代表团的团员们商量说：原则上要坚持，但是不是可以在方式上稍微灵活一些，比如说，名字不叫委员会，改成小组。任务更明确一点，写清楚这个组织不干预香港特区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只解决涉及香港平稳过渡的有关问题。再有就是给英国人一点面子，1997年回归以后中英联合小组可以再存在两年，一直到2000年1月1日，反正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好谈了。由于事关重大，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就要吴学谦外长和我飞往北戴河向小平同志汇报。”

这年7月27日，周南一到北戴河就把相关想法跟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稍微考虑了一下，说：“可以，进驻是必须要进驻的，时间方面可以灵活一点，你们按照这个想法去争取实现突破。”邓小平表示：基本法要提前到1990年而不是原来设想的1993年公布。接着，邓小平又做了重要指示，就是后来的“五不要”：要英方承诺不得滥用批出土地的收入；不要动摇港币地位；不要让英资带头撤走资金；不要增加特区财政负担；不要让英国人自己搞个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

第二天，杰弗里·豪来了。周南回忆：“关于派驻机构问题，英国方面一直不同意在香港设置常设机构，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我们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终于和英国人谈出了结果。一天中午，姬鹏飞请吃饭，我也在场。刚喝第一道汤的时候，柯利达被叫回使馆接电话，大概是撒切尔夫人打来的。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透露了电话内容：‘电报发回去以后，撒切尔基本同意，但是要求力争把联合联络小组结束工作的时间往后推，最好能够推到2002年或者更后。’我方拒绝了。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谈下来了：联合联络小组自1988年7月1日开始进驻香港，小组的工作于2000年1月1日结束。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进驻香港之后，为排除香港顺利回归的障碍作出了一些积极的贡献。”

“举重若轻，好整以暇”

在中英谈判进行到第20轮时，重大障碍已经一一扫除。周南想请英方代表团团长伊文斯大使去三峡旅游，并引用了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伊文斯紧张地问：“你说的‘两岸猿声’是不是指英国和香港地区那些反对回归的人？他们听了会不高兴吧？”周南说：“这不要紧，我讲的是‘猿’，没有讲‘人’，谁承认自己是‘猴子’呢？”

第22轮谈判时，周南对伊文斯说：“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我记得大使先生是春天来的，那么你在中国就经历了3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用中国俗语说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此时，协议已经基本达成，周南暗喻谈判已经到了结尾的“收获”时期。

1984年9月26日，周南作为中方代表与英方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同年12月19日下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开始了长达13年的过渡时期。当时，撒切尔夫人出席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铁娘子”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这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周南兴奋之余，写下一首七绝《香港回归日近》：“乾坤旋转瑞珠还，五世英灵尽解颜。莫道神州豪气减，看将挥写好江山。”

1989年底，周南受命在香港回归历程中的关键时刻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我访问马来西亚时，当地的新闻部长出来接待我，头一句话就问我，新华社香港分社每天发多少条新闻？我说，对不起，一条没发。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用这样一个特殊的名称。”周南笑着说。

“我刚去香港工作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讲，这下够你累的了，过渡期有那么多事，另外还不定有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再加上那个彭定康铁了心要进行捣乱，可能很难再像在外交部的时候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书了。但我觉得那几年，书还是没怎么少读，香港最后也照样顺利回归了。”

周南坦言，刚去香港的时候，自身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但我们那个班子很团结，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有着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想呀，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国家遭受了多少耻辱，又是割地，又是赔款。收回香港，是我们第一次把别人抢去的东西又拿回来。能参与这样一件事，那是很大的光荣，个人就是有点小事，那也不算什么。大家就是一个心思，怎么才能不辱使命，把自己担负的工作干好。”

1991年起，撒切尔夫人数次来港，均约见周南。周南则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赤柱别墅设宴款待，开始几次还谈及香港问题，后来相见时在政治上已无共同语言，乃即兴谈风花雪月、文化和音乐等话题。

1997年7月6日，在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还没几天，早已被查出患胃癌的周南就返回北京，住进医院做了个大手术。随后几年，周南由于身体不适，很少外出。

由于老伴前些年病故，周南的身体不如多年前，曾常年坚持的游泳也没有继续，但他思路依旧敏捷，言谈幽默如常，还学会了用微信看朋友圈的消息。

卸下公职后的周南，“息影林泉下，时还读我书”，手不释卷，几乎到了“夜不读书难自眠”的状态。他还先后出版了《诗歌与外交》《周南诗词》《身在疾风骤雨中》等多部著作。他的诗有很多是有感于外交事件而发、因闲情逸致所至，其中围绕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事件的诗作有数十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有些人组建了“香草诗社”，并向委员们征稿。周南写了一首《咏香草》作为纪念：

四载辛勤业，雄文铸九章。

美人还迟暮，香草自芬芳。

天漏终能补，国魂势可张。

百年颠沛裏，世事几沧桑。

香港高级公务员协会特意给周南送来一块银牌，上书“举重若轻，好整以暇”8个字，概括为周南之风。

晚年，周南现在每天仍快速翻看多份香港澳门的报刊，了解港澳发展的最新动态。就像是香港、澳门的一位知己挚友，始终牵挂着港澳回归后的繁荣稳定。

（本文作者为红色作家、诗人、文献研究专家。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