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刘曙光
主讲人简介:
刘曙光,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国博物馆》主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海洋遗产研究》首席专家,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大运河与长城画传》首席专家。曾任国家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曾率队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南沙群岛水下文化遗产调查;组织完成了柬埔寨吴哥古迹茶胶寺保护修复等援外项目;参与中国大运河、广西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工作。主编有《中国文物旅游》《文物工作研究——聚焦2012》《文物工作研究——聚焦2015》等;译著有《意大利共和国关于文化与环境遗产的法律法规汇编》等。
编者的话:
今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要同步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加强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使人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大科研项目,对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本期讲坛是刘曙光先生近期在中国出版协会“远集坊”上的演讲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做好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化
做好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化,是一个国际通识。早在1990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了《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强调“向民众展出考古遗产是促进了解现代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方法。同时,它也是促进了解对其进行保护需要的最重要的方法。”
其实,在实践过程中,“让文物活起来”“让遗址遗迹说话”并非易事,甚至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考古遗址或遗迹有“开口难”“口音重”的问题。比如,河南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展示了当时木骨泥墙连排房子的遗迹,但一般人看到的是考古遗迹,看不懂连排房子是怎么回事。再如,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铁器,甚至说不清是铁铲还是铁锹,观众看过之后也留不下什么印象。还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它是我国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但在外观上没有什么吸引力。显然,考古的遗址遗迹与博物馆中展出的书法、绘画作品以及瓷器等文物不同,博物馆中书法、绘画等文物的表现力较强,而考古遗物却“开口难”“口音重”,许多是很难看懂、看出名堂的。
为此,如何更有社会效益地转化、传播这些考古成果呢?理论上讲,可以通过多视角、多渠道、跨学科、融媒体来实现。如今,出版的考古报告和学术著作,以及历史教科书等,对于最新的重要考古成果也都有介绍,同时考古学家们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另外,近年来电视直播考古发掘现场,各种各样的综艺节目如《中国考古大会》《国家宝藏》《如果文物会说话》,甚至云直播等,都在试图更有社会效益的来转化和传播考古成果。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替代文物在考古遗址的现场展示,以及它们在博物馆中的展示。
因此,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在更有社会效益的转化、传播考古成果的工作当中,考古遗址博物馆要有勇立潮头的自觉。
那么考古遗址博物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呢?比如,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甘肃省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遗址博物馆。再如,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博物院,也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一座世界遗产地。还有,发现红山文化女神像的辽宁牛河梁遗址,在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分别修建了遗址保护展示厅,牛河梁遗址也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祖母”。再有,陕西西安的大明宫遗址,是隋唐长安城的皇家宫殿,现在是一个国家遗址公园,也有一个遗址博物馆。
除了中国,国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也有很多。如,意大利罗马图拉真市场遗址博物馆,是一座将遗址加以适当地修复、改造,利用古罗马时期的一些市场建筑做展厅的博物馆。而修建在罗马斗兽场附近的罗马帕拉丁山遗址博物馆,是16世纪罗马一个红衣大主教自己建的府邸,本身就建在遗址上面,今天被用作博物馆。还有,那不勒斯比斯顿遗址博物馆,在希腊和罗马时代都很繁华,为此专门修建了现代风格的单体建筑遗址博物馆,展出在比斯顿遗址发现的考古遗物。更为著名的是,那不勒斯庞贝古城遗址,除了庞贝古城遗址有大量的现场展示外,庞贝考古局负责管理整个庞贝地区的几个遗址。从博物馆形态来说,庞贝古城遗址既有专门新建的小规模的博物馆,还有在遗址现场借用原址的展示。
通过对国内和国外遗址博物馆的介绍,可以了解到,考古遗址博物馆不单单是一个博物馆,更是文化景观、自然环境、考古遗迹、博物馆的有机结合。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特性和优势
考古遗址博物馆,专指以博物馆方式经营现场,保存、展示遗址的博物馆,但其“遗址”,局限在考古学概念。这里所说的考古遗址博物馆,泛指那些依托考古遗址或者在考古遗址本地兴建的专题博物馆;可以是某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主题收藏展示,也可以是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综合性博物馆。有时候,还可以是指遗址保护管理的机构。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公共考古的核心展示场所,是考古、历史、景观保护、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多种功能集合的文化体。从建筑物上说,主体是收藏、展示、陈列文物的博物馆建筑,也包括为保护遗迹、遗物而建造的覆盖物(遗迹本体展示性设施)。
考古遗址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和在西方的发展道路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更具特色。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中国特色”,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看:
一是,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是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的重要驱动力。什么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公园?国家文物局有一个界定,就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日前,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十四五”时期150处大遗址,其中103处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据2019年统计,这103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有55家建设了遗址博物馆,这和国家考古公园的建设非常密切;有一级博物馆5家,二级博物馆3家,三级博物馆7家,剩下的是没有定级的博物馆。
二是,与中国古代史、古代都城史关联紧密,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大多建设在中国著名的古代城市遗址,特别是都城遗址之上。比如,汉魏洛阳古城、隋唐长安城,包括元大都遗址公园,都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国力最强盛之时的都城遗址,今天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了考古遗址博物馆,所以它们是和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有的博物馆建设本身就是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比如二里头遗址博物馆,是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国家文化工程。
三是,与“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关系密切。可以说,没有这些考古遗址公园的参与,没有这些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参与,这些国家重大课题的推动和深入是会有一定的困难的。
四是,具有多种资源属性。有很多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资源非常丰富,它们或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或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是国家5A级景区,或是各个级别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集多种资源、多种政策的扶持于一身,所以它们发展的基础是非常深厚的。
近年来,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中国博物馆新的增长极。大遗址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相互推动、互相促进,并展现出非常生动、富有活力的姿态。最近十几年来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蓬勃发展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考古遗址博物馆异军突起,无论是建设规模,还是建筑样式设计,都构成了重要的文化现象。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发展动力。
中国最早具有考古遗址博物馆意味的,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陈列室,它是先有遗址博物馆、后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典型实例。老馆建于1953年,新馆建于2014年,时间跨度长达61年。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是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建设最典型的博物馆。从1961年被批准成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开始,它便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早期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还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以及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是保护和展示秦始皇陵文化遗产的专题博物馆,集考古发掘、历史研究、遗址保护、文物修复和博物馆展览于一身,而且还包括考古学、军事史、艺术史、建筑史、科技史和文物保护,研究范围涵盖秦文化概念中的秦俑文化、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内涵、形制、建造与制作、建筑结构、功能、性质与象征等秦俑学学科,其综合性、复合性非常突出。
综上所言,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考古遗产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场所,也是考古研究成果传播转化的重要载体。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特点
讲到考古遗址的转化、展示与传播,那么就有一个问题: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有什么样的特点?它和其他博物馆的展示有哪些地方相似,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其最大特点是研究型展示、复合性展示,而且难度非常大。因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与之关联的领域较多,需要掌握平衡的难度较大。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往往与遗址整体保护密切相连,也与文化景观(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连。比如,遗址博物馆的位置、风格以及体量等,都与自然环境和文化景观相关联。展示还与考古调查、发掘、科学研究工作密切相连。很多考古遗址博物馆不是考古工作结束之后才新建的,而是在考古工作开始之前就有规划,甚至是把考古工作纳入到博物馆的展厅之中,采取的是一边发掘、一边展示的方式。
展示也与遗迹和遗物的保护、修复密切相连。比如,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百戏俑是一个展厅,展厅旁边有专门做出土秦俑保护、修复工作的工作室。展厅和文物修复室同在一个建筑之内,观众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博物馆里看不到的修复文物的工作场景,看到文物修复师的工作。另外,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与遗址的原址陈列展示、宣传密切相连。展览不仅仅只在博物馆内,还应包括室外部分。
对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来说,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通病:使用一些过于专业的传播语言,运用一种碎片无序的叙事方式,还有陷入套路的展陈结构,缺乏体验的观览行为等等。因此,如何提高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的知识性、观赏性、艺术性,成为做好展览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览,首先是对于遗址遗迹本身的展示,包括对遗迹的原状或者考古发掘现场的展示,以及对遗迹原状和复原展示。如,安阳殷墟遗址博物馆复原的妇好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殷墟最重要的发现,它不仅形态非常完整,还出土了大量重要的文物,所以在殷墟遗址博物馆里就把妇好墓做了完整的复原展示。
在遗址博物馆里以考古发掘与研究为主线的博物馆基本陈列,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展示。如青海柳湾遗址,整个展览的主角就是柳湾遗址出土的彩陶。
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倾向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的都城。从1957年被发现以来,这里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未停。近两年又建成了考古遗址公园和考古遗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基本定位很高,它是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为此,作为全面展示二里头遗址和夏代文化的专题性考古遗址博物馆,陈列藏品主要以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为主,全国各地能够反映夏代历史和夏文化的遗址点出土的文物为辅。目前,基本陈列陈展面积约6206平方米,展出文物2000余(套),涉及陶器、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石器、蚌器、骨角牙器、动植物标本、墓葬套箱、纸质文献等诸多种类。文物来源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博物馆、偃师商城博物馆、荆州博物馆、蚌埠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社会人士捐赠等。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展览,是见文物、见人物、见具体、见全局的好展览。特别是基本陈列的第三部分《世纪探索》,对百年来夏文化探索历程进行了全面总结,着重介绍了以顾颉刚、徐旭生、夏鼐、赵芝荃、邹衡、安金槐等为代表的六位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生平事迹及对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要贡献。同时,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两大国家工程做了概述,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精彩的一笔。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展示陈列具有独特的魅力,它有着强烈的系统性、权威性和专业化取向,能真实呈现考古发掘现场,更直观生动。从观众心理来讲,能有效唤起观众的在地记忆与情感,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另外,近年来新建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参观的体验层次也都是非常丰富的。
勇担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的时代重任
做好考古成果的宣传、推广和转化,不仅是一个考古研究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博物馆展示问题,还有高于考古研究和博物馆展示问题。这就是提高政治站位、提高展陈水平的问题,要把讲政治的自觉性和强专业的能动性紧密联系起来。
提高政治站位,主要是深刻认识做好我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宣传、推广、转化工作的重大政治、社会和学术意义;要积极支持、配合、参与到对出土文物和遗址的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当中,为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做出博物馆人的独特贡献。
提高展陈水平,主要是努力发挥好遗址博物馆特有的专业与跨界力量优势,强化博物馆文化传播的核心功能;要面向公众做好策展工作,要深入浅出、寓教于乐,从学术角度切入,以最佳的通俗表达;从考古方法切入,以生动故事表达;从精彩内容切入,以完善设计表达。
同时,要加强协调和统筹,注重开门办馆,加强与考古机构、大专院校、文化企业的共享、协作、统筹;分专题联合举办全国性(区域性)的巡展;策划举办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系列展览等。要跟上数字化潮流,利用“互联网+”优势,从现实向虚拟“破壁”,策划全景数字展览,让文化与技术交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传承、文物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每到一地,几乎都会到博物馆参观、指导,使全国考古、博物馆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成就。
当前,考古遗址博物馆正处在一个最佳时期,作为建在“本地”但长在“高地”的专业机构,它是考古历史、自然环境、文化景观以及科技等领域的结合体,处在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改革发展的前排。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博物馆体系中的“精锐部队”。我总是说考古遗址博物馆是混合动力,双栖跨界,地位重要,责任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百年中国考古正在进入发展新阶段,即不仅要注重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也要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要注重考古成果的“博物馆化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我们要有时代担当,要不断增强中华文明普及的行动自觉和学科能力,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普及教育的重大意义,勇挑讲述中华文明故事的时代重任。通过举办高质量的展览和社教活动,做到以理服人,以学服人,积极引导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这不仅是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代担当,也应该是中国博物馆人的时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