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婷

日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依托馆藏策划的“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家国情怀”展览正式对公众展出。

此次展览从家国情怀这一角度，精心鉴选馆藏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饱含对家人、对国家热爱之情的遗书、手稿、家信等珍贵文献以及各类实物170余件，通过“革命理想高于天”“繁霜尽是心头血”“奉献如歌家园梦”“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四个单元，生动展现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惧牺牲、不懈奋斗、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

展览中，李大钊的《狱中自述》颇为令人动容。

《狱中自述》三稿之不同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公使团的默许后，派兵闯入苏联驻华使馆，将李大钊及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人员等60余人一同逮捕。

在狱中，李大钊写下了自述，共有三稿，其表达的精神内涵完全一致。仔细阅读过三稿后，笔者认为，他之所以写了三稿，是由于初稿比较简单，只有1600余字，很多事情并没有详细阐述，因此，他又写了二稿、三稿。二稿在初稿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内容，更为详细，三稿比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润色修改，更为完备。

狱中，李大钊被多次提审，每次审讯，都有审讯记录，即“狱中供词”。对于这些所谓的供词，李大钊在审讯时提出审阅和修改。至于为什么要审阅和修改供词，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关于他为什么要修改‘供词’，父亲的同志和朋友对我说过，而且对他的态度非常称赞，他们说：父亲在被捕后曾多次被审讯，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绝不低头，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概，敌人审讯他时所记录的供词多半与他的原意不符，为了不使自己的话被敌人歪曲篡改，他坚决要求亲自审阅和修改他们的全部记录……”。这其实也是他写《狱中自述》的原因，李大钊希望通过写自述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李大钊《狱中自述》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的内容。三稿分别都在自述的第一部分都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生平，区别不大。

第二部分，三稿都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与初稿相比，二、三稿分析得更为详尽透彻。第三稿明确表达了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抱负，宣传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中国的革命主张。这方面的内容，在第三稿自述中占了一定的篇幅。其中，他反复说明了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而要“再造中国”，就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

对于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李大钊在第二稿、第三稿中都有论述，特别是第三稿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众；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实际上，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要求。

第三部分，三稿都叙述了他加入国民党后从事的各种活动。不同之处在于，初稿就此事只写了寥寥数百字，而第三稿则用了大量的笔墨介绍他在国民党从事的各种工作。其原因何在呢？其一，李大钊被捕时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在第二、三稿自述中，他用大量篇幅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后，在北方从事的活动，也是理所当然的。其二，由于当时敌人把李大钊等一案诬为“苏联阴谋案”，把共产党诬蔑为“赤俄的工具”，并借此大搞所谓“讨赤驱赤”。为了驳斥敌人对革命和对苏联的诬蔑，李大钊在二稿、三稿中指出：“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他这样写，是为了说明国民党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往来。

另外，他坚决声明：他们的住所是由国民党人徐谦等掌管的“庚子赔款委员会”，而不是苏联大使馆；一切事项“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

初稿只有前三部分，二、三稿增写了第四部分，也是最让人动容的部分，其中第三稿李大钊以气壮山河的气概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三稿为何只字未提共产党

《狱中自述》三稿，李大钊都只字未提共产党，只谈国民党。这是为什么呢？由于李大钊当时不是一个人被捕，而是有几十位革命同志与他一同被捕。同时，革命领导机关被破获，许多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党组织被再次破坏。这就需要在恪守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机智的斗争策略。

张作霖极端仇视共产党，李大钊倘若在狱中亮出自己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其后果可想而知。孙中山曾与张作霖结成军事联盟，李大钊利用自己国民党员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为了保护党组织和被捕同志，他在狱中绝口不谈共产党，只谈国民党。

李大钊在三稿自述中都大谈特谈国民党，但也并不是什么都说，他还是有策略、有选择的。例如：为了迷惑敌人、保护革命，李大钊在自述中写了一些假情况。他说国民党“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只是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增收党员而已。”又说“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因此并没有工会组织，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都是谣言。还有经过慎重的选择，李大钊在自述中谈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国民党的情况。如谈到了国民党一些头面人物——蒋介石、汪精卫、李石曾等，还谈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全部是已经见诸报端的。他之所以这样写，完全是为了保护和他一起被捕的革命同志。

由于李大钊的三稿自述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共产党，也根本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更谈不到有任何泄露党的机密之事。这一点，就连当时的敌人也不得不对报界承认:“李无确供”。

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

在狱中，李大钊对同时被捕的妻女及家事从未提及，却在《狱中自述》的最后向奉系当局提出：“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在他心里永远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他心中惦念的是革命同志，是为革命保存更多的力量。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我父亲李大钊被捕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道：“父亲在狱中‘绝口不提家事’，联想到父亲在法庭上见到我们时的那种冷漠而毫不留恋的态度，我相信这话是真的，尽管当时对父亲的这种冷淡我作梦也没想到，但在事后还是非常能够理解我所敬爱的父亲，他永远爱我们，可是在他坚强的心中，革命事业所占的位置，却要比妻子、儿女、个人的安危重一千倍！重一万倍！”

细读李大钊的三稿《狱中自述》，发现三稿都充分体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大情怀。他临危不惧，舍生忘死，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革命精神，在三稿自述中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向奉系当局提出宽大处理爱国青年一事，充分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卓越领导人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怀！每每读到此处，都让人为之动容！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以“实系赤党，宣传共产，意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的名义，下令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秘密押到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施以绞刑。面对绞刑架，李大钊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第一个走上绞刑台英勇就义。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