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永飞
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场十分重要的战斗。聂荣臻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夺取泸定桥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们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近年来有所谓的“研究者”竟然论证说没有发生过这件事，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翻看《文史资料选辑》，早在1965年，作为当年红军的对手、原川军将领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后来此4人均参加民革组织，为民革党员）撰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感知飞夺泸定桥之战的背景和过程。
所谓“质疑”缺乏史料支撑
英籍华人作家张戎在其出版物中称：“其实，在泸定桥根本没有战斗。红军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她认定“飞夺泸定桥”纯系虚构。张戎还说她曾采访过当地一位93岁的妇女，这个老人说红军“阴一炮，阳一枪地打过去”，然后“慢慢过完桥”，过桥时“没有打”。作者竟然没有记载下史料提供者姓名，治学态度显然不够严谨和专业，令其结论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另外，两位英国人李爱德、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写的《两个人的长征》一书中（2005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引用他们采访当地一位86岁的目击者李国秀的话：“红军早上8点开始打仗，打了一天一夜。老百姓在前面带路，红军跟在后面，几个老百姓被国民党击中掉进河里。”针对李爱德等所谓“红军逼老百姓带路”的说法，后来有人向李国秀老人查证此事。她断然否认曾讲过这样的话。实际上即使讲过，也未必可以成为有说服力的证据。（参阅卢毅：《“飞夺泸定桥”是虚构的吗？》，《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最早撰写文章记叙飞夺泸定桥之战的，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写的亲历记《飞夺泸定桥》，收录在《红军长征记》（1937年2月在延安编纂完成）一书中，该书于1942年正式出版。彭加伦的文章应该是在1937年2月以前完成的。
《飞夺泸定桥》一文是对飞夺泸定桥过程的叙述方式及关键细节上的用词，为后来许多相关文章所沿用。这篇文章在记叙红军飞夺泸定桥时，在细节上有不准确之处。文章说：“22名英雄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链，冲锋过去……”这里的“冒着浓密的弹雨”“一手扶着铁栏”“踏着铁链”“冲锋过去”4处叙述不太经得起推敲。
只要看一下泸定桥的照片就知道：泸定桥共有13根铁索，9根铺着木板作为桥面，两边各有两根是护栏。在桥面很窄的条件下，如果敌人以“浓密的弹雨”来阻挡，加上敌人已经把桥上的木板拆掉了很多，红军战士过桥就必须经过很多只剩下铁索的部分“桥面”，红军战士不可能“踏着”铁链“冲锋”。
笔者推断，在22名红军战士“冲”到泸定桥桥板被拆掉抽去的部分时，最佳的选择应该是：先骑坐在两根铁索上，然后身体趴下，两只胳膊夹紧那两根铁索，两条腿再夹紧那两根铁索，匍匐前进，才能够比较稳当地爬过去。
比较合乎逻辑的过程应该是：敌人拆桥板应当是从桥中心拆起，因为未能全部拆完，靠近桥西头的桥面上应该有一部分桥板还在，红军战士从桥西冲到桥板被拆除的中心桥段之后，一部分战友爬铁索过去，另一部分战士在那里向对岸射击掩护爬铁链的战友；随后爬铁链的红军战士到达靠近桥东头剩有桥板的桥面，也开始向着东岸开枪射击，掩护后边处于桥中心趴在铁索上匍匐前进的战友，让他们尽快爬过铁索桥。突击队全部队员到达桥东头有桥板的桥面时，过桥就成定局了。
实际上，现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办的《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该报于1930年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办），即有“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的记载，其中就有“爬铁链”的描述。这里的“冒火过河”的描述是准确的，守敌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最后阶段放火烧桥，但已经阻挡不了红军了。
张伯言等人的回忆
1979年6月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有一篇《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作者是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此文从国民党军方面完整记载了红军飞夺泸定桥的过程。
北上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遇到的敌人，是当时驻守川康边区的国民党军第24军。该军司令部驻雅安，军长刘文辉，参谋长张巽中（即张伯言），第四旅驻雅安，旅长袁国瑞，下辖第10团、第11团、第38团（团长李全山）。第五旅驻荥经、天全、芦山、雅安，旅长杨学端，参谋长张怀猷，下辖3个团，第7团、第21团、第28团。
这里的当事人张伯言、杨学端、张怀猷就是多年后写回忆文章的作者。文章作者之一的朱戒吾虽然未上此前线，但此时他在24军的另一个部队任职。他们应当是共同回忆研究后写出这篇文章的。
当时，川军将领对蒋介石布防堵截的电令并不打算坚决执行。张伯言作为24军参谋长向刘文辉提出的建议是，乘机向蒋介石要枪要弹，对红军只要据险阻断其去路，等待蒋介石的追兵到了即算胜利。就是说，川军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打仗应付一下、算账计较一下。
1935年5月13日，国民党军第24军第5旅旅长杨学端率全旅3个团从荥经到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第7团团长余味儒布防在安顺场，在安顺场还有当地的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
5月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赶到安顺场，歼灭守敌两个连，赖执中逃走。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
5月25日早晨7时，红军17勇士开始强渡，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张伯言四人的回忆文章说：“驻守北岸的7团韩槐堦营被红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没有阻击能力，只好退却。”17勇士渡河成功后，将余味儒团整个阵线击溃。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渡过大渡河。但由于河水深、河面宽、水流急而不能架桥，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是不可能的。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发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命令。
按照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的记载，毛泽东亲自部署，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左路军由红二师四团为前锋，由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两路红军夹河而上，前往泸定桥。泸定桥坐落处，大渡河河道为南北走向，“飞夺泸定桥”是由左路军从桥西进攻桥东守敌而夺取泸定桥的。
泸定桥上的木板未能全部拆完
在泸定桥驻防的是川军第4旅，刚从雅安开来。根据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4人在《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回忆，其部署是：
1. 以38团（缺一个营，驻守芦山未来）由团长李全山率领，为一线右翼，兵力重点摆在泸定桥。
2. 以第11团3个营由团长杨开诚率领，为一线左翼，位于海子山、冷碛。
3. 以第10团（缺一个营）由团长谢洪康率领，位于飞越岭，作为总预备队。
4. 袁国瑞率旅部在龙八步，位于飞越岭山下。
川军第4旅部队到达龙八步时，得知安顺场已经被红军突破，他们的任务是阻击夹河而上的两路红军，以李全山部抢占泸定桥，阻止对岸红军主力过河，以杨开诚团阻击从安顺场过来的红军。
第38团团长李全山于5月28日派周桂三营跑步由冷碛进占泸定桥。周桂三营于午后7时出发，当即派兵一连为先遣队，连长饶杰选出身体健壮的士兵约一排20多人跑步前往泸定桥。
傍晚到达泸定桥，饶杰安排人员扼守泸定铁索桥的两端，一部分人撤除桥板，一部分人构筑工事。但由于天色已晚，又开始下雨，士兵疲劳不堪，有的士兵鸦片烟瘾发作，撤除桥板进度极为缓慢。
营长周桂三率领其余部队（内有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在泥泞道路上沿河北上。这时已经入夜，对岸也有部队打着火把急进，互相询问，对方回答是退下来的友军，实际上是红军。周桂三营到达泸定桥时已二更，他仍然立即派兵也参加拆除桥板、构筑工事。
天明前，团长李全山率领李昭营到达泸定桥。李全山下令以周桂三营为守桥主力，李昭营接周桂三营左翼进入阵地，并以机炮各一连位于桥头，高地归周桂三指挥。李全山团部位于周桂三营附近。直到5月29日天明后，撤除桥板的工作还在进行中，未能彻底完成。可以想象，拆除桥板应该十分困难，因为把桥板固定在铁索上是力求牢固稳固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工具很难拆除。
营长周桂三下令部队扼守泸定桥两端，拆桥的川军应该是一部分人一边拆一边往东岸退，一部分人一边拆一边往西岸退。李全山部署刚刚完成，就已经从东岸看到对岸桥头有红军，便下令开始交火。想必那边扼守桥头的川军士兵已经被红军解决完了，张伯言4人文章没有提及此事。
聂荣臻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说：“泸定桥被拆得只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这个记载显示可能聂荣臻到达泸定桥时，触目之处就是光溜溜的铁索，而实际上桥板并没有全部拆完。毕竟桥面全长103米、宽3米，究竟拆掉多少，没有文献记载。桥东头敌人放火烧桥，也显示并没有全部拆完。如果全部拆完，不仅红军过桥的难度会非常大，敌人守桥也会容易得多。
川军全线溃败，主力撤出泸定桥
红四团于5月28日接到红一军团命令：“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红四团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29日晨就已经出现在泸定桥西头。张伯言4人文章证实，李全山部于5月29日早晨与泸定桥西的红军交火。
《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说，双方打了一天，互有伤亡，李全山团伤亡约50人。到了晚上，红军大部队到达，进攻的火力更加猛烈，守桥已经很困难。李全山召集周桂三、李昭两个营长研究对策，他们稍微商量一下，就决定打电话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
《二十四军在川康边区阻截红军的实况》一文中记载，此时“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实际情况应该是袁国瑞此时正受到“东岸”红军的进攻，而不是“对岸”红军的进攻，最终部队难以抵挡红军的进攻，更不用说对袁国瑞有什么更好的“指示”了。
袁国瑞说了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就将话机放下，还没有挂断时，李全山从电话里听到袁国瑞那边的枪炮声，还听到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才挂断。
袁国瑞没有明确答复李全山所请示的“怎么办”，很明显是旅长已经顾不上他们了，他要李全山自己临机决断。也就是说，正在泸定桥守敌感到难以招架来自西岸的红军进攻的时候，东岸红军也正在向泸定桥方向压过来。
红军武器杀伤力超过川军
前边已经提到，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时，驻守北岸的7团韩槐堦营“被红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没有阻击能力，只好退却。在泸定桥这一边也是一样，虽然张伯言4人文章说周桂三、李昭两营各有机枪连、炮连扼守桥头，还说到29日白天互相交火时“互有伤亡”，而之所以李全山惊慌失措，也因为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使守军伤亡很大。
事实上，许多文献都记载了川军装备十分落后的情况。1935年也参加了阻截红军的原川军将领、后来也成为民革党员的张宣武，在《抗日战争晋东战役·四十一军作战经过回忆》一文中写道：41军作为首先出川、首先接战的川军部队，其装备极其落后，“全军没有一门野炮和山炮，更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射击距离很近，准确性极差，极易发生故障。”（《张宣武文集》第138-139页，内部资料，山东省聊城市新闻出版局准印证聊新出准字（2002）1-016号，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这里记载的是川军阻截红军的两年之后的装备情况，显示出川抗战时还没有任何改善。张宣武当时在川军29军，守泸定桥的是24军，但川军装备基本上是同等水平。
这时，川军李全山团长作为一线主官，他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红军夹河而上，自己腹背受敌，绝难久持。于是李全山决定，由周桂三营留部分兵力断后，李全山自己率两营主力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周桂三下令以饶杰连的虎班长带一个班的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到放火烧桥的时候，红军22个勇士已开始打到桥东头靠近东岸的桥面上。
时任红四团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的罗华生负责组建突击队，他到二连挑选了22名勇士担任突击队员，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队长。根据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文的记载，22名突击队员从桥西向东岸进攻时，因为敌人放火烧桥，突击队一时停了下来，但廖大珠很快带头冒火冲了过去。这个记述应该是准确的，因为必须趁着桥板还没有完全烧毁时，才可以“踏着”火冲过去，如果停顿时间很长、火把桥板完全烧透了，很可能铁链也烧红了，想要爬过去就更难了。由此假定如果敌人一开始就决心烧桥而不是拆桥板，红军过桥就难了。
红军勇士最后冲过泸定桥，是飞夺泸定桥的高潮，充分体现了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姿态和英雄气概。所以《战士》报用最简洁语言的记叙描写，是最为精确的。
综合攻守双方将士的回忆，关于飞夺泸定桥之战可以作出如下总结：
（一）泸定桥之战不仅确实发生了，而且国民党军川军部队作出了周密部署，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川军在红军的强力进攻下失败。红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两场关键战斗的胜利。
（二）红军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红军是一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队伍，战斗意志、战斗力极强，红军战士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慨无坚不摧、所向无敌，而国民党军尽管占据有利地形和防守优势，特别是川军为了私利而战，根本没有战斗意志，必败无疑。
（三）红军指挥有方、英勇善战，一部分部队强渡大渡河，形成两路红军夹河而上之势，飞夺泸定桥志在必得。国民党军虽然也从安顺场到泸定桥都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把守，但应对失据、执行不力，大渡河、泸定桥两处都被突破。他们挡不住红军的进攻。
（四）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是紧密关联的两场战斗。强渡大渡河是飞夺泸定桥的前提，如果没有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就没有飞夺泸定桥的胜利。虽然西岸部队已经夺取泸定桥后东岸部队才到达，但没有东岸部队有力攻势的支持和策应，泸定桥桥东守敌主力不会很快撤走。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两场战斗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五）红军装备虽然并不太好，但川军装备更加低劣，加上士气不振，根本无法抵挡红军的进攻。
（本文作者为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原一级巡视员，中共党史专业博士。感谢民革中央组织部提供档案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