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巍

“在我国实践中，除英语外其他外语均被称为非通用外语，世界上母语为非英语的人口高达67.7亿，约占全球人口的90%。然而，我国对外出版物所使用的非通用语有逐年减少之势；至2020年底，在181个建交国使用的官方语言中，我国未出版双语工具书约占一半；主要外语院校教授的外语达100多种，但人才培养和使用缺少规划尚无统筹……”在近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召开的“优化对外传播能力”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孔泉通过一组数字，道出了我国在使用非通用语对外传播交流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孔泉等22位委员联名提出《关于优化对外传播能力的提案》。经全国政协主席会议研究确定，该提案被列为76件全国政协重点提案之一，由外事委员会通过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的方式进行督办。全国政协副主席郑建邦出席会议并讲话，外事委员会主任楼继伟、驻会副主任王民和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孔泉主持。

会上，委员们与提案承办单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外文局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座谈协商，并特别邀请了外交部、中央网信办有关部门同志参与讨论。

一件立意高、落点实的提案

会议伊始，孔泉介绍了这件提案的背景考虑。他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息需求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需要不断优化国际传播能力，为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做出积极努力”。

孔泉提出，在保持和优化对外传播能力和对外交往的亲和力问题上，必须拥有情怀和胸怀，要珍惜非通用语人才的成长和使用，要以美人之美的心态尊重和欣赏其他文化语言，更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和大局，展示中国特色人文精神和温度，彰显我们文明大国的广阔胸怀，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声音的影响力、感召力和亲和力。

一件1500字的提案，凝结着委员们大量的调研和反复的研磨思考。为使问题分析透、建议提得准，委员们走访了多家涉外部委，赴主要外文出版机构深入调研，向数家外语院校发放调查问卷，摸清各方情况，掌握翔实“一手”资料。委员们通过这件提案想说的话很多，经过深入研讨，大家认为，要按照政协提案工作的一贯要求，瞄准“小切口”推动解决“大问题”，这件提案要立足优化我国对外传播能力和质量，从宏观下沉到具体，抓住非通用语建设这个关键的基础性问题，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力争突破难题。

顶层设计和需求牵引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指出要下大力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同时强调，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从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角度讲，加强非通用语建设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加强国家在非通用语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实施部署是当务之急。”楼继伟表示。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周树春认为，相关规划应是一个非英语大国的外国语言战略。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是关系到新时代话语体系的建设。如果对一个国家的语言不熟悉，对这个国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则可想而知。要以需求为牵引，作出整体战略规划，认真落实，久久为功，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我国大国地位相适应，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全国政协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周力表示：“非通用语建设问题根本在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应在国家层面总体统筹，做好系统谋划、地区布局和管理指导等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前驻意大利兼驻圣马力诺大使李瑞宇结合自身工作经历提出，目前国家具备一定数量的非通用语人才，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做到人尽其才，应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广泛参与、协同高效的协调机制，汇聚力量、形成合力。

定向培养与优化使用

人才培养与使用是非通用语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涉及长远发展大计。委员们反映，目前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院校不掌握整体需求情况，只能隔年甚至隔四年招生，真正规模化培养的非通用语仅30余个。其次是需求方日趋多元，部委智库企业缺少交流协调平台，急用时互相抢人挖人。对非通用语人员的使用培养也缺少深入思考和机制保障，非通用语编辑和翻译力量严重不足等。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提出，提案中提到的制定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5-10年规划非常重要，应探索由国家主导建立健全外语人才培养体制，系统推进相关工作。

“还可以通过整合现有资源来做好这项工作。比如让退休的资深外交官给非通用语专业的学生进行培训，还可以发挥留学生和‘走出去’企业的作用，做好传播、翻译、出版等方面的工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宋敬武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王众一认为，非通用语人才培养要与现实需求紧密相连，应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大格局，定向培养非通用语人才，打造一批熟悉当地语言文化，能够有效开展民心相通工作的队伍。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顾问季志业表示，高校的非通用语教师作为培养人才的人才，承担着栽树育苗的重任。目前他们的职称评定仍主要以发表学术性论文为依据，但由于非通用语的特殊性，这些教师往往面临项目难拿、成果难发的困境。建议在现行的学术评价体系中给予适当倾斜，增加特殊津贴，鼓励他们守住自己的阵地，保住“栽树的人”。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于殿利对此深有同感，他补充道：“我曾提交过一件提案，建议将翻译成果纳入学术科研考评体系。高水平的学术翻译是一项具有很高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学术研究活动，绝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学术翻译成果的价值和地位需得到应有的认识。”

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也引起委员们的热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李惠来表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声音能否传得开、形象能否树得起、影响能否打得出，关键在于话语能否被世界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语言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工作实践看，翻译工作有助于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拉近我们与世界的距离，翻译人才培养应提到应有的高度。

存量调整与增量投入

《关于优化对外传播能力的提案》在提到非通用语基础工具书逐年有减少的现象，讲到商务印书馆为出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耗时近40年，直接成本逾38万元，为出版《汉葡字典》耗时十余年，成本70万元且均自行负担的实例。

“国家出版基金既要保证英文版的通用性，也要重视非通用语对不同国家民众的亲和力，拓展其影响范围。对市场较小的非通用语书籍，建议国家资金加大引导、支持力度。”孔泉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会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郭卫民提出，应先将非通用语细化分类，根据不同情况匹配投入力度。“同时，要促进政产学研在非通用语领域的协同创新，研发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系统、建立非通用语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

“在国家出版基金方面，只靠增量投入解决不了全部问题，还是要把存量调整和增量投入结合起来，研究一下现有的‘蛋糕’怎么‘切’才更科学。”周树春说。

互动交流中，提案承办单位从加强统筹协调、完善工作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支持保障力度、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作出回应。深入的互动、充分的协商，达成提办双方的共识——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同体、深耕民心相通、讲好中国故事，非通用语建设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