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吕巍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秉持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生物多样性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可喜成绩。
但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生物多样性丧失逐渐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也不容乐观——受威胁形势依然严峻，生物多样性呈总体下降趋势，在工作体制机制上存在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不够健全，保护体系缺乏顶层设计，科研力量、资金保障等支撑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也不断显现。
6月6日至9日、7月2日至5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斌、何维分别率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赴湖北、宁夏两省（区）开展“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专题视察。从神农架林区到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从高山森林到草原湿地，党外委员们在充分感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认同的同时，就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少科学可行的意见建议。
顶层设计与有法可依
神农架地处鄂西边陲，是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两项世纪伟大工程的绿色屏障和水源涵养地，有“华中之肾、华中之肺、华中水塔”的美誉，也是中国首个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三项世界级认证于一身的地区，被称为北纬31度的绿色奇迹。
近年来，为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湖北省政府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成立了湖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研究编制了《湖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纲要（2014-2030年）》，还着眼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及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先后制定出台了《清江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长江大保护战略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全国重要的生态节点、华北的重要生态屏障、西北的重要生态通道，宁夏回族自治区近年来也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制定出台《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条例》，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地方性法规，出台《六盘山、贺兰山、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宁夏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等涉及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规章13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法律基础不断夯实。
尽管两地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委员们在视察中发现，一方面，两省（区）不同程度存在土地开发利用占用生态空间，局部草原退化，局部河湖湿地萎缩等情况，导致部分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质量和功能有所下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破碎化现象仍较为突出。另一方面过度保护也造成了生态难题：宁夏自2003年起实行封育禁牧，草原生态恢复明显，植被覆盖度有所提升。但近20年只禁不放，也使草原生态退化，适宜放牧的优良牧草品种减少，再加上疫情后禁食野生动物，让野兔迅速繁殖，对草原形成危害。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贺兰山岩羊的数量激增造成贺兰山植被退化，承载能力降低。云雾山因过度封山禁牧导致植被退化、生态功能减弱。过分强调保护，轻视利用发展，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依然存在。
与此同时，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体系也不够健全。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门法律，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方面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规定分散在环境保护法、草原法、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内容不够系统全面，建设也相对滞后，与当前的保护要求及经济社会发展相脱节。因受法律法规限制，六盘山近30万亩华北落叶松人工林不能间伐，导致林分质量低下，人工林呈退化趋势，影响生物多样性就是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有一个科学、长远的规划，要切实加强顶层设计。建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中，将生物多样性融入其中。”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李伟表示。
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原主席杨松看来，过去的保护思路多为抢救性保护，而现在应向系统性保护转变，应统筹考虑生态系统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保护地规划应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目标，增强现有保护地的连通性，为生物多样性提供更为健全的保护网络。同时，科学调整保护区规划，解决自然保护地区交叉重叠、一地多证、管理分割、多头管理等问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印红表示。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特别强调了实事求是确定保护路径的问题，认为应明确人工干预修复的目标，防范生态修复中的破坏。因地制宜科学构建物种迁徙和基因交流的生态廊道，着力解决自然景观破碎化、保护区孤岛化、生态连通性降低等突出问题。
关于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制定完善，委员们表示，应修订《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起草修订《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地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落实国家公园“一园一法”，建立完善自然公园管理规章制度，制定统一的自然保护地技术标准规范。同时，适时研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加快《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条例》立法进程。完善规章标准，形成管理规范、标准统一的生物多样性制度保障体系。
调查研究与强化保障
推进本底调查，不断摸清生物多样性资源家底是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基础。一直以来，湖北、宁夏两省（区）都以此项工作为重点，组织开展重点区域、重点物种和遗传资源调查与评估，联合国内外科研机构，系统开展野生动物红外相机监测、巡护监测、植物样地建设等科研监测，并积极建设信息化动态监管平台，为开展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同时，两省（区）还持续开展“绿盾”专项监督行动，狠抓自然保护地内新增或规模扩大人类活动问题，坚决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及其栖息地、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等行为。湖北省加强野生动物疫病检测防控、开展有害生物防治，预防外来物种入侵。宁夏回族自治区根据环保督察反馈开展整改，固原市累计清理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人类活动设施点位184个，有效强化了生态监管。
但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两省（区）也深感科研力量、资金保障等支撑能力严重不足。宁夏部分保护地基础设施建设之滞后，管护站点老旧失修、巡护道路不完善、水电设施不通、疫源疫病监测设施缺失等情况不同程度存在。湖北省每年物种调查监测、珍稀物种保护任务分布广、任务重，现有经费渠道和规模捉襟见肘，远远满足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需要。
在视察中，委员们也发现，两省（区）在基础研究和实用技术研发方面依旧薄弱、推广应用相对滞后，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和问题进行科学准确评估的能力不足，在生物多样性空间保护网络建设、生物安全风险评估预警、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和生物物种资源进出境查验等方面新型技术研发和信息化建设有待提升，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手段和方式仍需创新。
此外，学科储备人才不足，多元化、市场化的投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也制约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科学有序推进。
对此，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欧青平表示，应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科研、技术、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保障，特别是要在摸清底数上下功夫。“要推进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设备更新，有效利用遥感技术，建立观测站点和平台，优化网络布局，提高工作效率。还可以联手高校科研机构生物学专家，采取‘专业队伍+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方式，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绘制生物多样性分布图，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北省副主委，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徐旭东关注的是评估体系的完善问题。他建议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恢复成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物种资源经济价值等评估标准体系。完善就地、迁地保护体系，继续积极推进国家公园设立工作，研究建立华中（武汉）国家植物园、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生物种质资源库，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基因库等较完备的迁地保护体系。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湖南省主委，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认为，综合应用监控系统、监测系统、信息管理系统等现代科技手段，构建全国自然保护地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监督管理体系非常必要。“应完善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技术标准体系，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研究开发生物多样性预测预警模型，建立预警技术体系和应急响应机制。”
在资金支持方面，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兰云升表示，应在继续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及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支持国家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涉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各类项目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建立绿色金融支持机制，构建基于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在内的绿色金融体系，设立绿色产业基金，提供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项目信贷额度。
加强科研队伍建设是委员们的共识。大家认为，应建立生物多样性专门研究机构，培养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急需的高层次专业化人才，建设职业化、标准化的保护地人才队伍。同时，创新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调动高校培养专业人才的积极性，着力培养本土人才，建立各个基层单位和研究院人才队伍。
宣传引导与对外宣介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应由政府主导，但公众的参与守护也必不可少。
一直以来，湖北和宁夏都非常重视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不断提高社会参与度和公众意识。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等为载体，充分发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文明宣教基地作用，借助网络、电视等多种宣传平台，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法律法规等科普宣传，引导公众自觉广泛参与，营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良好社会氛围。
湖北探索野生动植物保护志愿者制度，切实提高公众参与度。宁夏部分地区实施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项目，使群众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增强了保护生态的自觉性。此外，两省（区）还积极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通过生态旅游、红色旅游等模式，以保护促进旅游发展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和显现。从神农架木鱼镇的农家乐到固原市云雾山试验区的社区农户，都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参与力量。
尽管宣传引导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委员们在视察中了解到，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保护生物多样性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强，企业“重经济效益、轻生态保护”的思想也仍然存在。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和技术宣传的不到位，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仍较为薄弱，野生动植物保护观念依然停留在大熊猫等少数“明星”物种上，参与和监督积极性较低。
“因此，还是要进一步加大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力度，通过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强化政策法规解读，进行生物多样性知识科普和案件普及，提高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说。
“其实，宣传教育可以在多点发力，比如发挥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功能，建立完善自然解说体系，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知识，提升公民生态文化素养。还可以将生物多样性有机融入学校相关教育内容，进一步增强学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童金南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奚国华进一步提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激励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建议，旨在促进公众关心关注并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除了对内宣传引导，对外的积极宣介也十分重要。”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首席科学家张文国认为，应深入阐释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地球生命共同体”等新理念，宣传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突出成就。外宣部门也要研究宣传策略，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立场、中国声音、中国理念，生动讲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