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立功

黄炎培与陈嘉庚都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两人都出生于19世纪70年代，都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民族内忧外患，两人都选择用兴办教育来挽救民族危亡。

黄炎培有写日记的习惯。黄炎培日记时间跨度长达50余年，字数累计700余万。黄炎培日记中一共有40余处提到了陈嘉庚。这些记载是二人长达40余年深厚友谊的见证。

从相见到相识

黄炎培与陈嘉庚二人相识于1917年黄炎培南洋之行期间。当时陈嘉庚就意识到，黄炎培将来一定能对自己在国内的办学活动提供支持。1917年8月出版的《教育与职业》杂志刊登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永久特别社员姓氏录》，陈嘉庚因捐“叻银一万元”而当选为永久特别社员。《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第七条规定，“凡一次纳特别捐200元以上者为永久特别社员”。陈嘉庚所捐的叻银一万元远超这一标准。陈嘉庚的慷慨之举令黄炎培十分感动，二人从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19年1月25日，黄炎培因为要替中华职业教育社征求特别赞助会员并考察侨民教育，再次前往南洋各地。2月7日，黄炎培抵达新加坡。甫一登岸，黄炎培即被陈嘉庚和周倬霖所派二人接至林义顺处。之后数日，陈嘉庚的名字几乎每天都出现在黄炎培日记中。据2月7日的《黄炎培日记》载：“在道南晤陈嘉庚，访之于谦益号。与谈中学事。”2月8日的《黄炎培日记》载：“晨，陈嘉庚同观中学校舍、橡皮厂。”

黄炎培此次南洋之行长达两个多月，于4月25日晨7时离开。不过，在黄炎培离开新加坡前，曾于4月21日、22日与陈嘉庚有过两次长谈。在这两次长谈之际，陈嘉庚向黄炎培透露，他即将回国在家乡厦门创办一所大学，并委托其帮忙物色师资。

从相识到相知

1919年7月23日，黄炎培按照他与陈嘉庚的约定来到厦门。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晨六时抵埠，陈嘉庚遣人迎至陈氏祠相见。祠在浮屿。”

在黄炎培抵厦的10天前，陈嘉庚就是在浮屿的陈氏宗祠发表演说，说明他筹办厦门大学的动机和经过。他当场宣布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和常年费300万元，这个金额相当于他当时的所有资产。

黄炎培的到来给了陈嘉庚更大的办学信心。7月23日上午，陈嘉庚把黄炎培带到南普陀寺旁的演武场。当天中午，陈嘉庚向黄炎培畅谈了他的办学设想。据当天的《黄炎培日记》载：“午，与陈君谈未来事，集美事，皆陈君延翻译。”

当天下午，陈嘉庚将黄炎培带至鼓浪屿华侨富商黄奕住处。在黄奕住家吃过晚饭，陈嘉庚与黄炎培一起返回位于浮屿的陈氏宗祠，二人又是一通畅谈，直至晚上12时才依依惜别。

黄炎培这次一共在厦门停留了5天。停留期间，黄炎培与陈嘉庚可谓“形影不离”。7月25日，二人“观通俗教育馆，幼稚园，女学校。”7月26日夜，黄炎培“为陈君屡陈对于集美及未来大学之意见，至十二时三十分始毕。”7月27日，因为陈嘉庚要去漳州，二人才“共摄影于祠之庭”，依依不舍分别。

7月28日，黄炎培登船离厦赴沪。在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陈嘉庚毁家兴学记》，这篇文章后来被《东方杂志》《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等杂志广泛转载。

共为团结抗战出力

1940年3月26日，陈嘉庚抵达重庆，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慰劳之旅。在重庆期间，陈嘉庚曾数次和黄炎培促膝长谈。3月31日，陈嘉庚再次出现在了黄炎培的日记中：“午，雪艇、枚荪招餐，晤见陈嘉庚、庄西言及译者李君铁民。四时，参政会茶会，听嘉庚演说。自抗战至廿八年底，南洋华侨捐款共二万万零五百万元，侨胞每人财产捐2%。”

陈嘉庚对国共团结抗日问题极为关切。他说，国共若不幸破裂而内战，则华侨公私汇款必将冷淡。陈嘉庚希望黄炎培以调解人之一的身份多多出力，推进国共和谈。

1940年6月1日，陈嘉庚终于冲破重重阻挠，在延安杨家岭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袖。同一天，黄炎培向重庆国民政府建议由陈嘉庚来担任“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讯孔庸之，请决推陈嘉庚为募债会副委员长。”

不过，后来担任副委员长职务的并不是陈嘉庚，而是孔祥熙。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黄炎培惦记着尚在新加坡的陈嘉庚安危，立刻致电询问情况。1942年1月15日，黄炎培收到了陈嘉庚的复电。他在日记里写道：“得陈嘉庚新加坡复电。华侨抗敌动员会已组成。”

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进攻。陈嘉庚不得不于2月3日逃离新加坡，黄炎培也随即和陈嘉庚失去了联系。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二人中断的联系才得以恢复。

黄炎培与陈嘉庚都是赤诚的爱国者。在晚清，他们都对国家主权沦丧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痛心。在民国，他们都对国家积贫积弱和国民政府的无能感到失望。在新中国，他们都积极为国家建设建言献策。他们对国家和民族深沉的爱，是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他们二人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教育史的丰碑上。

（作者系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