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硕

“在玉米、小麦等作物的一生中，果穗生长时间仅占约1/4。其生物量的40%转化为秸秆，25%~30%的氮、20%的磷存在于秸秆。可以说，农业的产物一半在籽实，一半在秸秆。秸秆是名副其实的另一半农业。”在近日举行的“双碳”背景下秸秆高值利用成果报告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姚宗路指出，目前我国秸秆综合利用率已达87.6%，但产业链总体效益不高，需要走“高值化”综合利用之路，“找回农业生产的另一半”。

20年攻坚 综合利用率大幅提升

有人也许还记得一则新闻：1998年，四川双流农民焚烧秸秆导致当地机场数十个航班不能正常起降，由此引发了社会对于秸秆焚烧的广泛关注。

1999年，彼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农业部等多部门以禁烧为主出台了相关文件，开始对秸秆焚烧的治理工作。

但是，此后十多年间，这些火始终难灭。每年收粮季节，农民与巡查人员之间的“躲猫猫”行为屡屡上演。

2015年后，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秸秆综合利用的文件。农业农村部还组织成立了秸秆综合利用“专班”，全面推进相关工作。

据姚宗路介绍，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2016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约100亿元财政专项奖补资金，积极支持各地开展农作物秸秆高值化利用工作。目前，我国已建成了1000余个农作物秸秆高值化利用试点县。

正是经过这20多年的攻坚，交出了一份令人欣慰的成绩单：2020年全国秸秆产生量8.56亿吨，可收集量7.22亿吨，利用量6.33亿吨，综合利用率87.6%，较2015年提高7.5个百分点，较2008年提高约18个百分点。尤其是部分省市综合利用率已经不低，如北京综合利用率超过99%，河北综合利用率超过97%。

产业链总体效益不高制约可持续发展

醒目数字背后，秸秆的利用却仍存在不少挑战。

据了解，全国秸秆利用的方式主要是“五化”——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量占秸秆可收集量的比例分别为62.1%、15.4%、8.5%、0.7%和1.0%。可以看出，大多数秸秆都用于还田。

虽然综合利用率已经不低，但产业化主体发展滞后，规模化、生产标准化、加工集约化水平低，产品的经济性也堪忧。

姚宗路提供了一组数据，目前秸秆离田利用还是以小农户自用为主，市场化主体利用量仅占离田总量的20.8%；年利用量1万吨及以上的市场主体1562家，占4.9%，主要为饲料化和燃料化利用；年利用量10万吨及以上的市场主体只有66家，仅占0.2%，以燃料化利用企业为主。

“整个产业链总体效益不高，收储成本占比相对较高，都影响了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与可持续性。”姚宗路认为，破题之路是提升秸秆产品附加值，即走“高值化”综合利用之路。

实现“高值化”已有多条路径

怎么实现“高值化”？一般有三个发展方向：生产生物基材料，比如聚乳酸等；制成乙醇、丁醇等液体燃料；转化生成氢气、生物天然气等。

“你们看看，我这一身都是聚乳酸做的。”在成果发布会上，安徽丰原集团董事长李荣杰身穿白色衬衣、蓝色裤子，颇为自豪地向大家展示，“我们以玉米、木薯、秸秆等农作物或农林废弃物为原料，经现代生物发酵技术，能生产出一系列塑料替代制品，比如塑料餐盘、包装袋、地膜等，甚至还有服装、口罩、皮革等。”

例如，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供参会者使用的注塑类餐具、一次性餐具等全部都是由聚乳酸制成的。它们不含双酚A和甲醛，焚烧时不会释放出氮化物、硫化物等有毒气体；在堆肥条件下，可在半年内经微生物作用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作为绿色奥运的一项重要举措，这种可降解材料可谓发挥了重要角色。

经常造成“白色污染”的地膜也可以由聚乳酸制成。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家磊介绍，他们在新疆石河子棉花作物种植实验中发现，聚乳酸降解地膜与传统PE地膜相比，出苗率一致、保水性提升20%、控杂草能力接近，已能满足棉花生产覆膜的基本要求，为农膜发展提供了新方向。

此外，目前还有了以秸秆为原料，生产混合糖联产黄腐酸高效有机肥技术，不仅可以在果蔬、花卉种植领域广泛应用；还可以与工业结合，通过建立分散式制糖厂等为农村农民提高收入找到出路。

行业堵点仍待打通

“秸秆的原料化利用是农业生态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也是实现秸秆高值化利用的重要保证。”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原司长任树本认为，在双碳背景下，以秸秆为原料的生产过程对于提升企业的碳汇价值，为下游生物基制品改善碳足迹数值，实现产品减碳甚至实现产品碳中和创造了新的市场机遇。

“现在重要的是提高认识。”原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尹成杰指出，“理念创新是‘找回另一半农业’的根本前提。”

在他看来，农业农村可以成为绿色能源的大基地。每一棵农作物都是绿色能源的生产机器。目前，要进一步深化各层面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认识，特别是对秸秆资源及其产业定位的认识，充分发挥农业农村生物质资源优势，“鼓励就地取材、就地建厂、就地转化、就地利用”。

姚宗路提出，要进一步发挥科技的作用，推动相关领域科研项目立项。“除了加大科研投入，还可通过与企业积极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和示范基地，对关键技术熟化转化。”他还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可设立专项资金，鼓励传统秸秆综合利用企业适度转型，探索以奖代补模式，对处理秸秆量大、过程清洁、减排固碳效果好的企业设立奖励资金，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农村能源与环保研究所研究员丛宏斌提醒，目前，“变废为宝”除了呼唤技术支撑外，尤其要重视协同联动机制的建立。因此建议国家及地方积极制定配套政策，在秸秆离田收储、运输和高值产品应用等方面打通堵点，建立与完善市场流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