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吕萍

比收入更重要的是安居乐业的人居环境。我们应高度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改善。城市一定要摒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粗放式用工，不仅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还要降低他们的居住成本。在吸引产业工人方面同样需要增创激励政策，特别是提供更恰当的就医、社保、子女就学等公共服务水平。

“与其说是年轻人在就业这件事上遇到了困难，倒不如说他们遇到了困惑——体制内‘饭碗’格外香，但能吃上这碗饭的毕竟是少数；在企业工作难免遇到坎坷，这届年轻人应对职场挑战的主要方法就是‘走为上’，即便不工作，父母也养得起。”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用他的话说，要时刻以“实际年龄打七折”的心态去体会社会发展和年轻人的处世之道，了解他们在择业时更看重什么。

肖钢和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要让年轻人“乐业”，“劝业者”须得有智慧、有温度。

“抢”来的员工，如何留住？

“不可否认，当代年轻人的择业观念与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失业也不应单纯理解为企业裁人，而体现为摩擦性失业——即在基本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所产生的失业，比如转换工作、辞职接受培训或有机会不求职等形成的暂时性待岗失业。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代年轻人跳槽与换岗频率明显加大。据有关招聘中介组织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90后’在一个单位的工作年限长的不过3年，且绝大多数是自动离职，他们不再墨守成规，也不害怕变化，更敢于放弃沉没成本（以往发生的，但与当前决策无关的费用）。”面对这样的现实，肖钢认为，企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企业要留住年轻人的心，不动脑筋是不行的。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让年轻人爱上制造业？

“工厂到处‘抢人’、求工若渴，可年轻人就是不愿意去，这个结构性矛盾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用工需求；二是年轻人在职业‘性价比’的权衡上越来越‘钻牛角尖’，认为在工厂工作的环境、时间与自由度还不如快递等服务行业。根据一家电商平台发布的调研报告，该平台超过300万名骑手，其中‘90后’占比近50%，全国灵活就业者超2亿人，其中80%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据此肖钢认为，要着手改善制造业企业招工的“性价比”，吸引年轻人进工厂。诸如提高员工工资福利、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环境都应排上日程，这些既是企业需要努力的方向，更是产业发展环境与政策体系需要关注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加快产业升级转型，提高产品质量与效益，同时要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让员工收获劳动带来的愉悦”。

“在调研中我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不少优秀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家十分重视员工的归属感，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大力改善员工食堂、托儿所、住房条件，关注员工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提高对员工的认可度，让员工人生目标与公司愿景达成一致，建立长期学习培训计划，极大地提高了年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这让我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普遍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民营企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多做法又回归了，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肖钢认为，在引导高学历年轻人投身传统行业勤劳肯干的同时，全社会也应倡导职业平等的观念，破除身份不同、待遇不同的现象，对所有劳动技能人才应一视同仁，在落户、养老、子女教育、休假、培训、持股、晋升等方面让农民工获得平等地位，得到职业尊严。

“按照一般规律，在毕业季，年轻人的失业率一般会高于其他时间，而随后会因年轻人逐渐找到工作就业，年轻人的失业率会逐月降低。但相比去年同口径的失业率，今年7月份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明显要高，表明今年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如何落实好就业政策，稳定就业，需要我们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谈及此，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这样表示。

“不久前我到美团调研时了解到，2019-2021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即时配送骑手数量从398.7万人增加到了527万人，年均增长量约64.2万人，约占城镇新增就业的5%。骑手中年龄在21-30岁的占47.8%；之前无工作而当骑手的占15.1%，原来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骑手比重最大，占22.1%。”贾楠据此表示，由于骑手工作的特点和就业要求，相比传统行业更具弹性，成了失业劳动力的“缓冲区”，在稳就业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政策实不实，要看年轻人择业眼光变没变！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青同样关注年轻人的就业、创业话题。他的切入点是稳住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差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守护吸纳就业的“蓄水池”。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了8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支撑了4.4亿城镇就业人员以及近2.9亿农民工就业，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应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持续稳定发展，我认为还应从两个方面发力。”令叶青挂心的两件事，分别是扶持企业稳就业的政策是否都落地了，以及年轻人能否以客观发展的眼光看待、选择中小微企业。

为了推动这两件事落到实处，叶青建议，一方面，应推动建立政策回访机制，落实政策“最后一公里”。加强政策制定者与中小微企业的沟通联系，定期向企业宣传优化营商环境政策、企业生产经营法律法规；征求企业对市场监管部门的意见建议；了解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并给予帮助；督促企业诚信守法经营，增强企业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引导企业树立品牌意识，把企业做强做优，加强对企业在知识产权培育、技术模式创新等方面的指导，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通过对回访收集到的企业意见建议、困难需求进行分析研究，以此对政策进行完善调整，提高企业对政策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另一方面，叶青认为，应弘扬劳动精神，倡导平等就业。中小微企业是锻炼人才的基地，在发挥个人所长、学习积累创业经验、提高综合办事能力等方面均强于大型企业，因此要正确看待中小微企业，理性择业。应制定鼓励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的优惠政策，推进高校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倡导“劳动最光荣”，促进高校学生和广大求职者转变就业观念，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就业观，以更好适应社会发展。通过宣传引导、就业指导和政策支持，积极营造平等的就业环境，让更多求职者自主自愿走进工厂、走进中小微民营企业，走向最需要他们的岗位。

摒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粗放用工方式！

“贯彻好就业优先政策，哪怕是牺牲一些经济效率也是值得的。当前要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政策和措施，努力减少对就业的冲击。更要将失业率纳入对各级政府的优先考核之中。”全国政协常委，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始终认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实是聚焦在安居乐业的人居环境上的。

“现在社会上比较热衷于讨论如何扩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比例，似乎收入展现了阶层的幸福感，比例体现了社会的发展水平。其实，比收入更重要的是安居乐业的人居环境。我们应高度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改善。最近有的城市要求在新区开发建设时留出10%来建设人才房。我想，这样的做法为什么就不能推广至外来务工人员呢？为什么就不能再留出10%来建设包括家政人员、快递小哥、外卖小哥等在内的外来务工人员公共保障公寓呢？城市一定要摒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粗放用工方式，不仅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还要降低他们的居住成本。”同样是盯着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葛红林更愿意为流动中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多争取一方天地。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建议进一步提高城乡各类就业优先政策的针对性，打好政策的组合拳，最大限度地稳住岗位存量，最大限度地扩大岗位增量，对企业采取直接兑现的直补方式，调动企业招聘新员工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葛红林建议，我们亟须建设全国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充分借鉴疫情防控大数据采集分析经验，形成快速有效的全国就业数据核对渠道，确保居住地政府能够及时核查申请救助家庭经济状况，精准救助生活困难的失业者。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也亟须帮助中小制造企业缓解招工难问题。当前在吸引人才方面有着许多超常规的政策，但在吸引产业工人方面同样需要增创激励政策，特别是提供更恰当的住房、就医、社保、子女就学等公共服务水平。

围绕这一话题，肖钢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和人才流动规模最大的国家，但这一流动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不仅要促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城市之间的流动，更要促进从城市到农村的流动。目前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劳动力与人才的顺畅流动仍然存在诸多障碍，迫切需要按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加快制度改革，以适应产业发展与扩大就业的新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