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版:健康周刊

黄煌:为往圣继绝学,还经方于民众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09月21日   第 06 版)

黄煌(前排中)出诊带教中

口述/黄煌 整理/本报记者 陈晶

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家中的长子,我与一个弟弟随父亲下放到乡村,母亲则与另一个弟弟留在城中。

在乡村,我边读高中边劳动,几乎所有的水田农活我都会干。那时的劳动强度很大,特别是在种植双季稻的时节,正值8月上旬,天气酷热,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往往是天不亮就去水田拔秧,上午割稻,下午翻地和插秧,经常搞到天黑,肚子饿,蚊子叮,浑身晒得紫红紫红。那时的清凉饮料是井水,放点糖精就是“雪碧”了。

1973年,在农村读完高中后,我家返回城里。热爱文学的我本想成为一名文学青年,却未曾想到被分配到了当地卫生局组织的中医学徒班,开始给老中医抄方,从此开始了我的医学生涯。

恩师指明方向

那时,我对中医一窍不通。儿时中药房里传出煮药的味道,橱窗里摆放的盘蛇、乌龟板、甲鱼壳,还有在树林中捡知了壳串成串卖给药房的经历,几乎是我对中医的全部印象。对中医懵懵懂懂的我,就这样走进了当地卫生院。

“小黄,你来听听这个病人的心脏 ”“小黄,你来摸摸这个脉有什么不同?”……我的第一位老师是当地名医叶秉仁先生,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医学院,长期在农村行医,中西医两法都行。中医方面他教我方和药,不仅讲方剂的组成和功效,还教我他自己编写的方歌,如“调肝理脾服逍遥,三白荷草当柴烧”等。

当时的我对中医充满着好奇和新鲜感,什么都想学。我对中草药也有所涉猎,如用马兰根、野菊花治疗感冒,用马齿苋、地锦草治疗肠炎、痢疾,用鱼腥草、金荞麦治疗肺部感染等;同时,摘抄了不少中草药现代药理研究的报道,并用于临床。那时我的思路比较简单和粗浅,基本上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诸如失眠就用合欢皮、夜交藤,咳嗽就用杏仁、桔梗,食欲不振就用谷芽、麦芽、山楂、陈皮等。

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清代名医叶天士的医案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满意的成果是“叶天士体质辨证探讨”,这对我形成现在的体质学说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同时,我还模仿叶天士医案处方用药。

系统的中医学教育成为职业转折

学徒满师以后,我开始独立门诊。可迷茫的感觉却一直萦绕着我,因为当时的学徒班并不规范,尽管我做了很多的工作,也花了很多的心血读书,但是对中医的认识还是非常肤浅,临床的疗效也不高。

转折发生于1979年,我以学徒同等学历的身份考上了当时的南京中医学院(如今的南京中医药大学)首届研究生。从此,我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古医籍,也有很多时间放在读书上。那时,我集中学习一些基础科目,如自然辩证法、《伤寒论》《金匮要略》及外语等。我选择的专业是中医各家学说,主要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医学术流派、学术思想、临床经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而这些无不需要广泛的阅读与积累。

读书是苦的,但我决心下功夫。花了很多时间,我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医家及其著作、学术观点、经验方药等做笔记,再加上自己的诠释和评语。到1980年的下半年,无论是我看过的书还是鼻梁上的镜片都厚了许多,连蘸水钢笔的笔尖也被我写秃了十几个。

学术探索期继续耕耘经方

如果没有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的资历,我不可能接触到这么多医家,并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这个经历对我至关重要。所以我说要读书,读万卷书。毕业后留校的我,一边坐诊一边继续在经方的路上耕耘。

1984年,首届全国中医多学科研究会在南京举办,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等天人合一的中医哲学,成为与会专家的主要研讨内容。我是会议筹备者之一,但我却在参加这一活动以后,越来越感到不踏实——这些研究的观点离中医临床太遥远,谈不到具体的中医世界,所以,我始终与他们有着学术思想上的距离。那时,我的研究,一个是从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医发展的思路,另一个就是从科学的角度认识中医。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医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标准和规范,否则就无所谓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接触到清代著名医学家徐灵胎的著作,读后十分震惊,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我写了不少有关徐灵胎的专题论文,加深了对徐灵胎学术思想的认识,也加深了对中医学的认识。同时期,我接触到了富士川游先生撰写的《日本医学史》,书上介绍日本古方派的梗概。在南京医学院图书馆,我又读了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先生的《药征》。1989年秋天,我受国家教委派遣赴日本京都大学进修老年医学。在京都的一年时间里,我有机会与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家坂口弘、中田敬吾及细野八郎接触,向他们学到了不少有关日本汉方的诊疗思想和技术。在日本进修,思想非常宽松,讲中医中药不必局限于教科书,可以任意驰骋。这个时期形成的思想观念,为我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中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个时期是我学术上的探索期,多年模模糊糊的中医学渐渐有了粗浅的轮廓。当时我觉得,辨证论治是一种技能,医案是培养医家知常达变的本领,这是学习中医所必需的,属于传统的学习研究方式,不可偏废。除了读医案以外,我花很长的时间在图书馆看伤寒历代注家的著作。那个时候喜欢读舒驰远的《伤寒集注》、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等,近代经方家如陆渊雷、恽铁樵等的书也给我很大启发。我在阅读中理解到伤寒论研究是“一家有一家的仲景,各人有各人的伤寒”,每个医家是在注解《伤寒论》的过程中阐发自己的学术观点,诠释中医学的奥秘。可以说,一部《伤寒论》研究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医学术思想史。

破解“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束缚

中医学的经验性,决定了整理和总结老中医经验的重要性。我在学徒时期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同时也初步掌握了有关的方法和技巧。在进行方证药证研究的时候,除了文献研究以外,我非常迫切地需要老中医经验的参照。

1995年,我受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委托,对1994年省政府认定的113位名中医进行了一次临床经验的问卷调查。

调查的关键是抓住名医们常用的药物和方剂,每人限定5张方和5味药,问卷抓住用药的指征和应用范围、最大剂量与最小剂量、禁忌证、体会等,非常实用。我的目的是探讨各个名医眼中的药证和方证。紧接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交给我对全国名中医进行调查的任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对全国的名老中医进行统一、系统的问卷调查,是对老中医经验所做的一次规范化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个任务我花了近4年的时间,编辑了130万字的大型著作《方药传真》。

2000年以后,我的研究方向依然是经方方证与经典药证的研究。但经方仍未受到重视,很多人依然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不会用经方,不敢用经方,不想用经方。2004年,为了普及经方,让经方惠及更多民众,我在所带博士生的建议下建立了“黄煌经方沙龙”网,即便刚开始页面还很简单,这个网站很快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发帖量在一年的时间内就已达到34万。时至今日,打开网站,仍可以看到不断更新的各类经方方证、经方药证、经方制剂。

如今,我的工作还是在做经方医学的推广。我在南京医科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张仲景药证》。要学好中医,必须要当“神农”。我一开始讲甘草,就让同学们亲自尝一尝甘草的味道。尝药的目的有二:首先,要知道中药是我们的祖先亲口尝出来的;第二,要打破学生们眼里“中药是苦的”误区,中药也有甜的。选修的学生有医疗系的,有医管的,也有护理及口腔医学专业的。有些同学在后来的体会中说,他们第一次尝到了把选修课当成必修课来上的感觉。第二个学期这门课人数爆满,第三学期选课达到500人。除了开课之外,我也到各地进行演讲,主题大抵是中医学魅力、经方药证应用之类。

学中医近50年,我苦读医书,大浪淘沙中发现经方“真经”,将“经方梦”一步步变为现实。不过,我的梦想还在继续——将民族文化瑰宝经方推向世界,这也是我矢志不渝奋斗目标。

(黄煌:十一届江苏省政协常委,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经方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农工党江苏省委会原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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