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司晋丽

“这里安息着846位革命者，为了谋求两岸统一之路，他们将青春和生命置于血与火的淬炼之中。因为工作需要，很多人只能一辈子隐姓埋名奋战在隐蔽战线。”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前，全国政协委员、军事科学院原副政委王卫星的言语中饱蘸深情。他已经数不清是多少次来到这里。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卫星作为第一提案人，与戚建国、吴昌德、杨毅周、杨传松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关于持续追认在台隐蔽战线牺牲烈士的提案》。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让我们一起听听提案的背后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同缅怀那个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年代，重新认识曾经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一个个充满家国情怀、为国家舍身忘死的身影……

吴石情报组

吴石是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的主要原型，1894年出生于福建。长大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成绩优异。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吴石已经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负责对日研究和搜集日方情报，是一名坚定的“主战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

硝烟还未散尽，内战又开。此举引起吴石的极度反感，在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遂的牵线下，年逾五旬的吴石改变了人生的航向，成为中共隐蔽战线中的一员，代号“密使一号”。

解放战争期间，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吴石与中共中央上海统战军运局保持密切联系，进行军事核心机密收集与传递，参与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发展组织骨干，策反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等大量工作。来自吴石的情报，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东、华中、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奇功。

1949年8月，吴石随国民党大部队退到台湾，被蒋介石委以“国防部参谋次长”重任，就此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

为了确保吴石这条重要情报线的畅通和安全，除了他的副官聂曦外，党组织还安排陈宝仓、朱枫等人成为他在台湾的帮手，组成“吴石情报组”。

陈宝仓也是一名充满爱国热情的优秀军官，到台湾后，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级参议。在此之前，他在老友吴仲禧的精心安排下，前往香港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负责人会面，商议革命之事。

为消除蒋介石的怀疑，陈宝仓携家眷入台。在壁垒森严的匪巢中，利用职务之便搜集重要军事情报，并交给吴石。

一个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每一枚零件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吴石情报组”里，吴石和陈宝仓负责搜集情报，聂曦和朱枫负责传递情报。

吴石与共产党人的秘密接触，都少不了聂曦这个护卫。1949年秋，聂曦两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香港，亲自将一批重要情报交给华东局对台地下工作负责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1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迎来交通员“陈太太”以前。

“陈太太”是朱枫的化名，她长期在上海和香港两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朱枫原本计划从香港回到上海与家人团圆，安享天伦之乐。

1949年10月、11月，解放军在金门战役受挫，解放台湾的事业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情报战线的支持。此时，朱枫听从组织的安排，来到台北。

表面上，朱枫在一家杂货铺里打零工，暗地里，她分别与吴石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接头。

蔡孝乾是台湾本地人，曾参加过长征，代号“老郑”。朱枫向“老郑”传递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并设法将吴石和陈宝仓收集到的军事情报经由香港传递回祖国大陆。

在“吴石情报组”的卓绝努力下，一封封价值千金的情报飞抵大陆。这些情报中，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台湾各战略登陆点地理资料分析》《现在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等极其机密的内容。正是在这些军事情报的帮助下，大陆有关方面顺利清查了国民党潜伏武装人员。

1950年1月，朱枫的任务也已接近尾声。就在她准备离开台湾回大陆之时，白色恐怖大幕已经拉开。为了帮助朱枫离台，在吴石的授意下，聂曦冒着巨大风险安排朱枫搭乘国民党军用飞机到浙江舟山。如果一切顺利，朱枫到舟山后，再坐几小时渔船就能回到宁波镇海老家。

但是，朱枫回家的脚步永远停在了舟山。蔡孝乾没有逃出白色恐怖的天罗地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虽然几经挣扎，但身居中共台湾工委书记的蔡孝乾最后在狱中叛变，台湾地下党组织也由此遭到严重破坏。

“吴石情报组”也未能幸免。

国民党特务一路追查到舟山，找到了朱枫。

安排她“出逃”的聂曦身份也就此暴露。1950年3月1日，吴石在台北家中被捕。国民党特务在吴石家搜出一份手写的军事情报，经核对笔迹，为陈宝仓所写，随即逮捕了陈宝仓。

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判处吴石、陈宝仓、朱枫、聂曦死刑。当天，“吴石情报组”四位成员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

毛泽东曾为吴石写下诗句：“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在临刑前，吴石毅然留下绝笔：“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两相应和，体现出革命者身处孤岛向死而生，宁可站着倒下、绝不跪着苟活的傲然风骨。

1973年，吴石牺牲23年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遗骸被捧回祖国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

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殉难60周年后，她的骨灰飞抵北京，暂存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4日，由专机将骨灰护送到她的家乡宁波，安放在镇海烈士陵园。

原本短短几个小时的归家路，时年45岁的朱枫走了60年。

台湾青年钟浩东的人生抉择

1940年1月，广东惠阳的田野村庄间，走来了5位年轻人，他们兴奋地唱着歌曲。

村里人完全没有听过他们唱的歌曲，不仅曲调陌生，连唱词也完全听不懂。此时正值抗战时期，警惕的村民满怀疑虑地报告了当地驻军。

国民党军队抓获了这5个人，审讯后得知他们是：钟浩东、蒋碧玉夫妇，萧道应、黄怡珍夫妇，钟浩东的表弟李南峰。他们唱的是日语歌曲，自己是台湾青年，来祖国大陆是参加抗日的。

但身上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驻军认为他们是来刺探军情的日本特务，准备予以枪决。

幸亏有一位姓陈的法官，认为这5位青年中，有两对夫妇，而且都怀着孕，不大像间谍，全部判处死刑有些草率，不如请驻扎在本地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的丘先生再鉴定一下。

丘先生叫丘念台，是著名的台湾抗日志士。经过讯问，丘先生在台湾时认识这5位青年的家长，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可以担保他们不是日本间谍，是真正的爱国青年。由于有丘先生出面担保，部队接纳了他们。

之后的日子充满了硝烟。在队伍上，钟浩东他们发挥精通日语的特长，负责协助审问日本俘虏。学医出身的萧道应和护士出身的蒋碧玉，也成了东区服务队不可多得的医务人员。

1943年，他们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成为中共地下组织培养的积极分子。不久，两对夫妇迎来喜讯：他们各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钟继坚和萧继诚。

这也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七八个月后，他们的保证人丘念台先生来信：他们5人必须一起行动，并且要求他们切断家族亲情，把孩子送人抚养。

两位年轻的母亲哭了三天三夜，最后才下定决心托人把孩子送人抚养。由于是委托别人转送的，所以他们只知道人家姓什么，至于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都不知道。

1946年6月，钟浩东夫妇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台工作。

回台后，组织安排钟浩东在基隆中学当校长，中共台湾省委机关报《光明报》就在这里编辑印发，他的地下身份是中共基隆市工委书记。

《光明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台湾的大学校园里，《光明报》是风靡一时的进步刊物，深受学生们的认同。在学潮运动中，他们高唱爱国歌曲，高喊着从《光明报》上看到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口号争取光明。

日渐增大的影响力，使《光明报》成了当局重点关注的对象。1949年8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不久，《光明报》案爆发，钟浩东被逮捕。

1950年10月14日清晨，35岁的钟浩东在马场町被枪决。

关于钟浩东牺牲的情景，书中是这样记载的，“钟浩东中了三枪，都打在胸部。额头上也有伤，可能是他倒地时碰的，手里还抓了一把土。”

为还原历史真相，缅怀为追求人民解放而在台湾英勇牺牲的革命先辈，弘扬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传统，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组织编写了《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一书于今年正式出版，披露了台湾岛内革命斗争中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

“当年台湾地下党员中，不乏钟浩东这样一批家境优越、土生土长的台湾知识精英。他们是旧时代的叛逆者，他们在寻找人民解放真理的进程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他们坚定地走进中国共产党的队列，为争取台湾人民的解放，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提及这段往事，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一级巡视员王明鉴评价道。

李苍降的《与妻诀别书》

与钟浩东一起走向台北马场町刑场的，还有一位26岁的台湾青年，叫李苍降。

李苍降与爱人曾碧丽一起入狱。为了逼迫李苍降招供，国民党特务对怀有身孕的曾碧丽下了毒手：把她的头发绑在刑具的横梁上，吊起来抽打。由于受刑严重，曾碧丽早产，女儿降生在牢房里。

为了劝降李苍降，特务让他去看一眼孩子，李苍降摸着女儿的头，给曾碧丽留下最后的决定：就叫“黎红”吧。

之后，父亲再也没有见到女儿，1950年10月2日，李苍降给曾碧丽留下了《与妻诀别书》，深藏着李苍降对妻女难舍难分的眷恋：“婚后虽在经济困苦的压迫下挣扎，却因我们精神上的互爱、了解而过得甚快乐。我能找到你，这是我平生最感幸福的了。”“保密局的扣（烤）打，使你受不起（而）早产小儿黎红；又溺在产褥中更被抛打以致衰弱得疾。你为了我勇敢的忍受着扣（烤）打而不漏一言，又勇敢的忍受着监狱生活的苦楚，且虽有病，身体衰弱，物质困难，你却慈爱地勇敢地保养了小儿黎红……”

对女儿，李苍降充满期待：“关于小儿黎红的事，她生在狱中，长在狱中，在苦难中挣扎生长起来，因此对她甚觉怜悯，一方面也对她很期待能比别儿长得贤明有用。我不希望她做一个娇柔软弱的女郎，而希望她能做一个刚毅能干的新时代的模范女性。”

对自己深陷牢笼的处境，李苍降写道：“我不怕死，许多同志都笑着脸勇敢地赴死了。我们的死将还有些意义！”“对那些自堕志气甚至轻视蔑视组织的人，我们的牺牲将能给一些血的教训，鼓舞他们的志气，加强他们的警觉心、斗争心及心（信）念。”“我们的组织虽遭破坏，但大部分仍是有骨头的（人）。”“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的摇笼（篮）。我们的牺牲是光明前难免的事，你不必为我的死而过度悲伤。”

这位土生土长的台湾年轻人，临刑前毫无惧色，对未来的光明满怀憧憬。他实现了生前的“坚持到底，为党牺牲”的诺言，用生命写就一曲壮怀激烈的悲歌。

与这些革命者并肩战斗，长眠于岁月长河的同道还有很多。他们为了理想与家人阴阳相隔，有些人已经离世，亲人却不知情，仍在大陆翘首以盼他们归来……

“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之知，乃至殒后无名……”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碑铭，就是这些英烈人生的真实写照。

台湾问题专家、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创院院长徐博东向记者透露，“据有关部门核实，在台湾白色恐怖当中，被国民党当局判刑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少有5700人，被杀害的超过1200人。”

寻找“余则成”们

全国政协委员王卫星还担任着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和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他有一个观点:台湾岛内的革命斗争是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先辈英勇壮烈的斗争，充分展现了百年党史的主题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谋解放谋幸福，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经中共中央批示，有关部门曾落实了一批在台牺牲人员追烈工作。2012年6月，中央批准建设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先期确定了846名中共人士及其他被蒋介石集团杀害的人员，刻碑永久纪念。

今年6月，在《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出版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表示，由于两岸长期隔绝，特别是当年地下斗争的残酷性、特殊性、复杂性，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台湾英勇斗争的革命历史，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高尚情操和牺牲精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鲜为人知。

“我们深切缅怀在台湾牺牲的革命先辈，纪念为祖国统一大业献身的英雄人物，就是要弘扬他们坚守初心、爱祖国爱台湾爱人民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的崇高精神。这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需要、人民的期盼。”刘结一说。

钟浩东身故后，他的妻子蒋碧玉并未因此消沉，她坚持反“独”促统，成为台湾统派的精神领袖。

李苍降的女儿黎红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传承红色基因，一直活跃在岛内反“独”促统运动之中，为祖国和平统一鼓与呼。

不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还有相当部分在台牺牲的人员尚待确认事迹，一些确认的人员也亟待政策落实，甚至他们的子女也对父母的人生知之甚少。

例如，原台湾北部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省工委委员张志忠和夫人季沄因不肯出卖同志，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如今，其子女也均不在世。经过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张志忠夫妇于1998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目前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上，还找不到这对夫妻的名字。

按总共1200多名烈士来计算，目前还有300多名烈士需要寻找。

综上所述，也是《关于持续追认在台隐蔽战线牺牲烈士的提案》的缘起。

提案建议，对烈士的认定应考虑历史特殊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特殊时期，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极为复杂，不宜以今人眼光看待当时具体情况。台湾孤悬海外，敌我力量极端悬殊，回旋余地狭窄，斗争环境极其残酷，具有特殊性，应本着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在现有认定原则外，充分参考当时的敌伪档案或判决书、证明材料。提案还建议，由中央台办牵头，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退役军人事务部和军委政治工作部联络局等部门，持续追认在台隐蔽战线牺牲烈士。

“今天，我们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光彩照人，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英雄的热血洗涤灵魂；今天，我们的共和国大厦之所以能够牢固坚强，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烈士的忠骨铸造根基；今天，我们的华夏儿女之所以能够骄傲自立，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用英烈不死的雄魂激励后人。”每当来到烈士碑陵前，王卫星总会生发这样的感慨。

《潜伏》中，在险象环生的虎穴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时，余则成对妻子翠平说，“我们的故事，需要有人去听。”

如今，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盛世正如先烈所愿。持续不断地寻找“余则成”们，在他们的故事里感悟昨日、汲取力量，也成为相关部门接下来的重要工作。

据悉，作为《关于持续追认在台隐蔽战线牺牲烈士的提案》的办复单位，中央台办等部门已着手开始了烈士核查、追认工作。

（本文部分史料内容来源于《血沃宝岛——中共台湾英烈》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