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金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粤港澳合作更加深入广泛，区域内生发展动力进一步提升，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情况也备受关注。

近日，由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主持的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视频调研座谈会在京举行。在会议现场，调研组成员与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以及有关企业负责人开展视频对话，围绕主题了解情况、分析问题、听取意见建议，现场互动热烈。

把握发展趋势 瞄准“产业集群”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瞄准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产业发展水平，促进产业优势互补、紧密协作、联动发展，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

在全国政协常委、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创会主席蔡冠深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必须要跳出湾区来分析，一是从国际尤其是从大湾区出发的周边视角，二是与世界上其他湾区的横向比较。

“以前者为例，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RCEP（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或将成为香港以至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突破口。有数据显示，中国与RCEP伙伴贸易总额达1.3万亿美元，占比超过30％。RCEP成员国中，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二大进口国，而占全中国GDP12%的粤港澳大湾区为这一成果作出了巨大贡献。”蔡冠深说，为此，他建议在粤港澳设立RCEP研究机构，在大湾区的重点大学开设RCEP课程、设立RCEP学院，对这个区域进行深入研究，把握发展趋势，推动区域内学者交流，进而推动、促进RCEP区域内产业链的整合。

在与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的横向比较上，资料显示，这些湾区的第三产业占比均已超过80%，而粤港澳大湾区第三产业比重约为65%，第二产业比重约为32%，整体仍处于由工业经济逐步迈向服务经济的过程中，且个别城市产业结构的梯度差异较为明显。“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与其他三大湾区的对比和分析，也要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比照，从中找出自身的产业发展之路。同时，也要警惕大湾区大部分城市盲目追逐新兴产业，一拥而上的结果就是进一步的产业同质化。”

“发展战略性产业集群是构建大湾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毛艳华介绍，大湾区产业集群发展从粤港“前店后厂”分工模式的出口加工制造集群和珠三角本地劳动力密集型的专业镇经济起步，在当前已形成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为主攻方向，以产业集群为发展路径，以创新引领为政策支持的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但在快速发展中，仍存在“重新兴产业，轻传统产业”“重自主创新，轻开放合作”“重政府投入，轻市场机制”“重龙头企业，轻中小企业”“重产业集群本地化，轻跨区域产业链连接”等问题。

“为此，我建议支持港资中小企业融入大湾区产业集群创新体系，完善战略性产业集群市场规则衔接，强化战略性产业集群创新能力合作，探索区域产业链合作等。”毛艳华说。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主题内容，全国政协委员、怡高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施维雄开展了自主调研。在调研期间，他感受最深的是，“战略性支柱产业”需要和国家总体产业布局相融合，体现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补性和突出优势，让大湾区成为支持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源泉、重要载体和成果中心。

他在调研中发现，个别城市在培育战略性支柱产业方面，过度重视“从0到1”的新兴产业，简单认为“新的就一定是好的”；与此同时，已经发展为全国全球细分项目“龙头”的传统优势产业，没有得到“新兴竞争力改造”。

“这导致了西瓜没捡到、玉米却扔掉，或让个别城市的产业走向空心化。”为此，施维雄建议，要对现有传统优势产业实施现代化改造，发展新兴产业时，要思考与城市间的互补和优势，从而实现与整个大湾区的产业体系“牵手”，为产业链和供应链作出“强基固链”的贡献。

完善体制机制 推动“有效衔接”

“大湾区建设是个庞大的总体工程，要深度融合，需要打破一些制度壁垒，要给予湾区内特殊的政策及权限。”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祈福国际集团副董事长孟丽红认为，大湾区在要素配置方面，需要更大的自由度及灵活度，对港澳的政策准入和制度限制上可以适度放宽。

“例如，‘双十’产业集群政策中提到，要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集群，其中也涉及高端医疗服务。从目前香港的调研机构了解到的数据，在内地就业、创业的港澳人士，对内地高端医疗服务有较高需求，而港澳资本有非常高的积极性在大湾区发展高端医疗服务。”为此，孟丽红建议，在要素配置方面，希望给予港澳更自由和更灵活的权限，在政策准入和资本准入方面，给予港澳一定的特殊待遇，以促进大湾区的深度融合，促进湾区内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富融银行董事长赖智明认为，大湾区合作在技术、人才、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流通和配置方面，仍有优化的空间。“以我自身较为熟悉的银行服务业为例，去年启动的跨境理财通，截至今年9月，南向通使用额度为2.46亿元，北向通为3.00亿元，分别占总额度的0.16%和0.20%，发展规模远不如预期，原因包括要素流通受限和两地制度的差异。”

赖智明建议，在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集群、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得到发展的背景下，可以考虑推动开户向网点现场电子化转变，为未来远程线上开户打下基础。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向晓梅认为，要完善顶层设计，携手推进平台创新与体制机制突破。“建议在现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框架下设立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委员会，统筹规划数字产业集群发展和合作创新，一是共建共享安全、高效的跨境大数据开放平台及运营体系，二是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交易中心，三是建立健全数字经济领域网络安全制度体系。”

深化产学研合作 打造“创新引擎”

广州锦兴纺织漂染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一鸣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规划布局中，要充分融合粤港澳三地现有的优势资源，高效发挥三地在高等教育、科研机构、创新研发、高端制造各方面的成功要素，对标国际领先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发展。

“例如，随着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区9月正式开学，政府专门机构可以扮演积极角色，撮合港科大的相关研发机构及学术单位与粤港澳企业共建产学研平台，成立专业实体，对标全球领先产业及最新学术成果，开展科研成果实体化运作。”黄一鸣说。

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钟韵认为，要充分利用香港高校已经在大湾区设立分校等平台作用，引进国际优秀科研人才，助力大湾区科创产业发展，将这类合作办学的高校打造为“科技创新联系平台”。“同样以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为例，其新聘百余名（首年150名）教师，九成以上来自全球排名前50名的高校，涵盖人工智能、信息科学、先进材料等学科。建议及时制定相应的人才建设工作方案，令这些优秀研究人才更积极主动融入大湾区科技创新所需要的研究领域。并且鼓励粤港澳三地的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等联合申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助力新兴产业发展，同时建议政府联合授予‘粤港澳大湾区科研成果产业化贡献奖’等荣誉认可形式，激发香港高校与内地科研高校科研合作、提升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性。”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何润生对此深表认同，他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要诀在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这需要大量的人才、资本、政策的支撑，除了企业的参与以外，还涉及政府、科研院和高等院校等主体的协同和配合。

“以澳门为例，特区政府在《非高等教育中长期规划（2021-2030）》中已经把‘发展学生的软实力’和‘加强创意与科技教育’作为重点发展方向。澳门大学今年也开设相关课程，为推动综合应用型前沿发展培养相关的新型师资。”何润生说。

京东科技数字城市群副总裁段进军认为，可以推动智能制造技术创新和试点示范，进一步完善产业智能供应链体系建设，加快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建议可以基于京东作为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的资源优势，推进产教深度融合，三年内联合不少于10所院校设立数字经济实训基地，共建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优化配套服务 增添“城市温度”

“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新使命，产业发展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朱鼎健说，这些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陆续出台了多个针对青年的就业、创业计划，增加人才流动，为港澳青年提供了很多机会。例如，香港特区政府在2021年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根据今年上半年的自考，1100名受聘的香港青年已全部入职湾区企业。

“我们也参与了这一计划，并最终聘请了50名香港高校毕业生。这期间，我们还组织他们坐高铁走访湾区9个不同的城市，增加了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朱鼎健说，“同时，港澳青年人才要更好地与产业体系配合，还需要发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搭建多种渠道。例如，珠三角9市有12个青年创业基地，产业侧重分工不同，还有大湾区很多龙头企业，对代表着‘香港所长’的青年人才，也有各式各样的‘湾区’需求，这需要我们发挥更多的商会、企业、青年组织的桥梁作用，让更多港澳青年找到匹配的产业方向，学以致用，加快湾区人才流动，达到产业聚集和人才聚集的良性循环。”

香港震雄集团咨询科技部总监郭会林认为，当前亟须政府财政对企业引入高端人才给予特别优惠政策，以招揽全球精英参与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例如，建议对吸收掌握核心专利及研发能力的全球顶尖与精英人才，施以额度高达企业工资30%－50%的工资补贴；给予大湾区核心区域落户政策、对人才子女教育开辟绿色通道；对落户人才给予优惠购房的财税政策等。以上政策虽然涉及一定财政费用，但是对于人才投资永远不会浪费。”郭会林说。

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黄少媚认为，“目前，大湾区的国际高端人才构成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海外留学生，他们拥有国际视野，也有拳拳爱国之心。我们注意到，这些走出去又回来的优秀人才，也希望下一代可以到一个既有国际视野又有传统文化熏陶的双语学校去接受教育。但目前，大湾区这样的国际学校学位不足，且良莠不齐，不能满足其教育需求，也影响了他们安居乐业之心。”

在黄少媚看来，大湾区国际教育，可以更充分发挥三地先天优势，应该“根植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在政策层面，要高屋建瓴，要有弹性，要提高准入门槛，有选择性地引入真正一流教育品牌。在招生政策上，允许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在户籍、国籍的规定上，不要简单“一刀切”；在办校人才引进方面，建议开辟绿色通道，给予专才引入更大力度的支持。

“大湾区的特殊使命，决定了大湾区要更有开放精神与创新意识，所以，我们要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新时代新征程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黄少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