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波
杨匏安在广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广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走上马克思主义传播之路
杨匏安，字麟焘，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北山村的一个破落茶商家庭。1911年，杨匏安赴日求学。留日期间，杨匏安经常跑图书馆与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形成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6年，杨匏安奉母命离日回乡结婚。婚后不久，杨匏安离家到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杨匏安举家迁往广州，在广州时敏中学和道根中学任教，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的记者。
《广东中华新报》是广州当时一家规模较大、影响较著的报纸，报道过一系列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在北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广东中华新报》从1919年6月起创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以介绍科学知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
在广州期间，杨匏安发表了数十篇文言体的散文、小说、翻译和旧体诗。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言小说《王呆子》，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为父姐复仇诛锄恶霸的故事。这种以农民反封建为题材的小说，是当时文坛少见的作品。
杨匏安对社会变革时代的黑暗表示愤慨，担忧国家前途和未来走向，探索救国救民的良方。杨家祠是杨匏安在广州期间的住所，曾经是广东党、团组织早期的重要活动场所，周恩来、苏兆征、张太荣、谭平山等均为这里的常客，党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个地方商议和酝酿的。在这里，杨匏安从一位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虽不及北京、上海影响力大，但传播的时间却比较早，而杨匏安就是在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
杨匏安在青年时期也曾一度将中国革命的前途寄希望于辛亥革命，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到1919年，杨匏安已经在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对杨匏安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路。
杨匏安这时不再写过去那种《世说新语》式的笔记小品和旧体诗，而开始在报刊上热情地向读者介绍社会科学。在1919年下半年，杨匏安为《广东中华新报》撰写了50余篇近10万字的文章，介绍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为华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从1919年7月12日起，杨匏安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发表了41篇共2万多字的文章，分别介绍了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观点，其中属于社会主义学说方面的论文有9篇。
在杨匏安的《世界学说》系列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分19天连载完成，与李大钊11月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发表。杨匏安热情地赞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高度的评价，还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论，指出资本家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近代社会阶级冲突的根源。
1984年，著名学者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介绍了杨匏安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迹，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充分肯定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修订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书时，将杨匏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迹写入了新版第一卷里。
杨匏安还结合中国国情，研究西方的农村地租问题，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一书，并节译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的部分章节，印成小册子出版，对当时各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起到了参考作用。
入党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春夏，杨匏安加入了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继谭平山等数人之后广东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当时，杨匏安转入南武中学任教，后来又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兼任教员。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杨匏安积极从事著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2月，杨匏安为青年团广东支部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创刊号撰写《宣言》，公开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
这篇《宣言》已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合乎我国国情的革命策略思想。他提出了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杨匏安成为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在《青年周刊》第4至第7期，杨匏安再次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为青年团的改组，以及帮助华南青年清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掌握革命真理，起了重要作用。杨匏安认为，要实现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建立广大同盟，首先应注重“农民运动”。他认为工农联盟非常重要，在强调工农联盟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国内各阶层的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要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学生、妇女、青年等团结起来，共同革命。杨匏安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政权尚握在军阀官僚手里，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权。为增大革命势力起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应联合作战。”杨匏安的这些思想，为后来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都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匏安为中央组织部秘书。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匏安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九名常委之一。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杨匏安当选中央委员。1929年，杨匏安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7月，杨匏安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1931年8月，杨匏安英勇就义，时年35岁。杨匏安牺牲后，周恩来悲恸异常，称之为“革命领袖”。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