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桂松
大家都知道，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也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家中入党最早的党员。他在建党初期，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仅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而且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做过许多事情，担任党中央直属的秘密联络员，负责中央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和沟通。他秘密筹措党的活动经费，义务写稿、义务讲课，为党中央的负责人联系工作，自己出资为上海地方党组织租办公场所，保管“打狗队”的武器等等，估计茅盾这些冒着生命危险的贡献并不是所有人都所知道的。
秘密筹措党的经费
中共一大前后，党的活动经费来源非常有限，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的个人捐助，包惠僧回忆说，当时共产党小组“不直接接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因此，党的活动经费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影响党活动的开展，也影响党队伍的壮大。
于是，李汉俊、陈望道、茅盾等就千方百计想办法，如何为党的发展和建设筹措资金，用于党的活动。当时，25岁的茅盾正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有支付稿费的权力。所以，上海共产党小组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茅盾这些青年才俊在一起商量，通过什么办法为共产党筹措活动经费，解决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困难问题。想来想去，大家想到，茅盾既然有支付稿费的权力，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然后将翻译作品卖给商务印书馆，以此来筹措党的活动经费？大家都说好。于是，大家动手翻译，并将翻译作品交给茅盾，让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杂志上发表，发表后将稿费交给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陈望道曾经回忆说：“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给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此工作。1000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李达也记得，他说：“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二三百元，却无法筹措。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社，不能协助党内经费，并且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时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任《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统计出当时陈望道、李达他们给商务印书馆写了多少稿子，拿了多少稿费充作党的活动经费。但当时，他们将翻译的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按照陈望道的说法，千字四五元，给的稿费比普通稿费已经高出一倍以上，这中间，茅盾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据商务印书馆史料记载，当年，有人向张元济推荐稿子，包括名人的翻译稿子，张元济给的稿费是千字两元，远低于茅盾给陈望道他们的稿费。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两三元！茅盾在回忆录中也讲到，杂志上用的翻译作品的稿费，一般是“千字一元至二元”。所以，茅盾给这翻译作品千字四五元的稿费，已经是很高的标准了。不过，这样的事，在当时是非常秘密的。
无偿为党贡献才智
茅盾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共产党成立初期，不仅为党的发展壮大通过写稿和翻译作品来筹措活动资金，而且还无私无偿地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茅盾在回忆录里专门讲到当年为《新青年》杂志无偿写稿的事，他说：“当时我们给《新青年》写稿都不取报酬。”
不取报酬，不是茅盾他们已经很有钱了，而是因为党的活动经费困难。所以，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愿意无偿为《新青年》提供稿子，就是为了减轻共产党早期经费困难的压力。其实，茅盾不光给《新青年》写稿不取报酬，给《共产党》杂志写稿也同样是无偿的。后来，共产党创办平民女学，以培养党的妇女干部，茅盾和一些共产党人也是义务去讲课，茅盾记得：“平民女学的教员都是尽义务的，当时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都去讲课，泽民（茅盾胞弟沈泽民）入党以后也在那里讲过课。”就这样，茅盾他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我们党的初期，为了党的事业、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无私的贡献。
中共一大召开之后，大量的党务工作需要陈独秀来主持和处理。但是当时陈独秀在广州。所以，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坚决主张陈独秀回到上海来主持全党工作。这一年的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但是他到上海后就失业了，生活困难。这时，正好商务印书馆的领导有意向要聘陈独秀为馆外名誉编辑，借助名人效应提高商务印书馆的知名度。商务印书馆的领导知道茅盾和陈独秀认识，就请茅盾去与陈独秀联系，征求陈独秀意见。当时，商务印书馆领导不知道茅盾与陈独秀的关系，所以此事正好和回到上海的陈独秀的处境需求不谋而合。这样，通过茅盾的联系沟通，陈独秀的生活问题得到解决，又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党务工作了。茅盾晚年在回忆录中说：
1921年秋，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陈独秀必须回上海负起总书记的责任。同年9月陈独秀回上海。
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要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派我向陈独秀探询。陈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那样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
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
茅盾当时除了凭借自己的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提供活动经费之外，还自掏腰包为党的事业买单。
徐梅坤是当时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茅盾、俞秀松等是徐梅坤的同事，徐梅坤回忆，当时“兼区”的“区委最初只有十几名党员，都集中在上海。我现在能记得的有：陈独秀、李达、沈雁冰、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李启汉、杨明斋、李震瀛、邵力子、杨贤江（商务印书馆编辑，于1922年5、6月间入党，可能由我介绍入党的）等人，其中一些人时来时往，流动性很大，有些人不参加会议，所以开会时人员从未到齐过”。
徐梅坤还披露当年茅盾自掏腰包为中共“区委”租办公室的事。他说：“区委最早的办公机关设在成都路中段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小亭子间。每月由沈雁冰（茅盾）拿出五元钱租赁费。沈雁冰当时的收入多，每月薪水一百元，他用自己的薪水来资助党的活动。”
中共三大以后，对工人运动中反映出来的“工贼”以及党内的叛徒、奸细等情况，党决定成立特别支部，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党内叛徒、奸细等。由徐梅坤担任特别支部书记。徐梅坤接受任务以后，专门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特工组”，徐梅坤回忆说：“在各处大小工潮中，打击工贼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为此，党决定组织特别支部，由我任特支书记，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和共产党内的叛徒、奸细。在接受任务后，我到许多工厂去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了特工组，我担任组长，组员有李剑如、张阿四、肖阿四等四五人，这是我党用武器对付敌人的开始。当时，我们有五把锋利的英制小斧头，以后我从意大利军火船上买了四支手枪。用手枪行动有危险，容易暴露目标，就将四支枪暂时存放在沈雁冰（茅盾）家里。这个秘密的反奸组织——特工队，就是以后的‘打狗队’。”这是共产党早期秘密活动中一个片段，但是这是需要茅盾一家冒极大的风险的。
茅盾在共产党成立前后，为党的发展壮大，默默无闻地在上海做了大量秘密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虽然时间已经过去近百年，但是这些老一辈革命家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今天重温起来，依然让人感佩不已。
（作者系十一届浙江省政协常委、原文卫体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