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惠娟
教师之变:从备课“小白”到“教研组长”的蜕变
“桌上有9张反面向上的扑克牌,每次翻动其中任意2张,包括已翻过的牌,使它们从一面向上变为另一面向上,这样一直做下去,能否使所有的牌都正面向上?”
在第83期教育之春沙龙上所展示的一节名为“翻牌游戏”的中学数学靶子课视频中,以“游戏化”的开场引发现场与会嘉宾对“合作对话”课堂的关注。
上课伊始,面对老师抛出的游戏挑战,学生们也觉得新奇,纷纷开始思考起来。有的学生表示能,有的则心存质疑。
“能与不能,咱们试试看。”在唤醒了学生们对翻牌游戏的兴趣后,老师又进行主题设计,她给每个小组发了一副扑克牌,让大家合作动手做实验。瞬间,课堂上的气氛热烈起来。锚定问题,学生们手脑并用、开启小组合作,进而总结翻牌规律,并用数学思维来解决问题。
记者注意到,在这节课上,围绕教学主题和目标,教师通过设置“扑克游戏”的情境唤醒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参与意识,接着通过主题和次主题的设计与学生进行了充分的对话,进而引导学生在积极的思维过程中,完成了知识建构。
“这节课,我的备课初衷,不是要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成数学家、数学科学研究者,而是要让学生像数学家一样去思考问题,能用数学的方式和数学的思维来思考这个世界。”执教这节课的李慧敏老师在沙龙现场向与会者分享。
从整个课堂的教学设计以及师生的对话互动把控来看,很难将她与“仅入职3年的新教师”挂钩。
“‘合作对话’课堂实践,是我职业生涯开启的破冰环节,也是我的‘第二师父’。”李慧敏坦言,她是伴着“合作对话”的课题研究实践而成长起来的。
李慧敏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初为人师的窘迫。
“我虽然学的师范专业,但刚毕业时并不知道教学活动该怎么设计,不知道完整的教案该怎么写……”李慧敏说,幸运的是入职后不久自己就加入了学校刚启动的“合作对话”课题组。“课题组给出了具体的操作系统,让新教师知道如何上课、如何备课,尤其是从哪些方面去写教案。”更让李慧敏受益的是,每个月一次的“靶子课”和“单元说课”,让她在短时间内拓宽了视野,改进了课堂教学。在“合作对话”中,她的学生不仅开朗自信,而且学会了解决问题的思维,成绩也真正地提升了。
3年的磨炼,不仅让她站稳了教师的讲台、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任,还迅速成长为数学组教研组长。成为组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老师们把4年来参加课题组所有的资源整理成了资源包供更多的人共享。
和李慧敏不同的是,初中部英语教师王红霞在接受“合作对话”范式课堂教学之前已有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是朝阳区骨干教师。然而,这个经验没有促使她快速地走进“合作对话”,反而制约了她的“入局”。
“在初次接触‘合作对话’教学范式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一些波澜和质疑的。”王红霞坦言,起初选择了旁观,在听了大半年的公开课后,内心才做好“入局”的准备。
而令王红霞发自内心地想“入局”,源于她参与的一节市级公开课。
在最初备课时,她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过多地关注文本的分析,“分析得很透彻,但忽略了学生主体的地位,更多的还是我在引导着学生们去说。”让王红霞深受触动的是,这个传统的手法用在现在的课堂上已经“不灵了”——第一次试讲,反馈效果不好。
怎么“解局”?她忽然想到了观摩大半年的“合作对话”教学范式。于是,再次备课时,她和全组老师开启了“合作对话”式的教研,“针对于每一个细节问题,我们都是不断地碰撞思想,在每一个环节的设计上也是各抒己见,最后展示的效果很不错。”王红霞说,在研课和磨课的过程当中,她发现“合作对话”范式课堂的教学和新课标在很多的理念上是相通的。而这次“破局”的真切体验让她真正有了一种把学生作为主体的课堂彻悟。自此,她从一个“局外人”变成了一个“局内人”。
学校副校长管永新介绍说,无论是“李慧敏”还是“王红霞”,老师们在“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课堂研究中,尝到了甜头——青年教师的成长通道打通了,成长周期缩短了;中青年老师的学习热情被激发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业倦怠,增添了职业的幸福感。
课堂之变:“合作对话”让“美好教育”在课堂落地
2015年,刘美玲调任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望京实验学校当校长。作为一个新任的校长,她特别想带着老师们一起将这个学校办得更好。
“老师们非常重视单位时间内完成定理、公式、结论的讲授,课堂上讲题太多,甚至出现了“满堂灌”。为了获得所谓的效率,老师们还习惯直接告诉学生结论,通过反复的解题训练,让学生们形成条件反射,久而久之就把学生培养成了‘只会做题的人’。”从教36年、担任校长13年的刘美玲深知传统课堂教学中,老师们“以应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很难扭转。所以,来到这所学校后,她把着力点和发力点锁定在学校文化建设上,她特别提出创建“美好教育”的理念,期待切实改变教育教学状态,让学生在课堂上有更多的实际获得,让师生都能享受教育的美好。
然而“具体应该怎么做”一直困扰着刘美玲和团队。
2018年,朝阳区委教工委、教委正式开启了以“合作对话”课堂探索为主体的“理想文化”课题牵动的改革探索,并成立了诊断式督导教改实验课题组,开始面向普通学校开展试点改革。
当年9月,刘美玲带领学校申请加入了这一课题。于是,在课堂上建构了“师生+时空”的成长共同体,老师们迅速找到了成长的“抓手”。
刘美玲介绍了课题具体的“操作模式”:每次,两位老师先给出备课方案,同组的老师帮助修改,教研内容确定后,再提交给“理想文化课题”专家组的学科专家。综合专家的评审意见,两位老师再修改、再完善。另外,学校每个月还安排一次专家进学校的机会,针对教师的单元说课和备课,专家们帮助老师一起研究学情、把握教材,进一步确定单元的目标,同时帮助老师们理清知识的逻辑,梳理课时的分配,负责靶子课的老师则把自己和同事精心打磨的课例拿出来,当作专家和同行剖析的靶子。“每一节靶子课,专家都‘优点说透、缺点不漏、方法给足’。”刘美玲说,这是老师们快速成长的精髓所在。
“如今‘合作对话’已经成为学校落实‘双减’的利器,成为学校践行2022版新课标的具体指导,更成为学校‘美好教育’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刘美玲欣喜地说。
在“合作对话”中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课题在该校推行之初,只有数学和英语两个学科参与,目前,全学科已整体推进。
尤其是,随着今年新学期义务教育阶段新课标的推进,更加强化和凸显了人的因素,推动基础教育课程由学科立场向学生发展转型。
这一点,小学部艺术组教研组长魏爱华深有体会。因为,新课标出台后,他们面临着“新课标,旧教材”的现实问题。“新课标在标题形式上就将各艺术学科整合一体,在内容上也是注重各课程之间的跨学科融合。在原有的教材单元不能满足新课标要求的情况下,就需要老师们充分发挥智慧,在日常教学中重整单元,通过贯穿全册教材的设计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魏爱华表示,“合作对话”教学范式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指导。
魏爱华举例说,在今年教师节,艺术组设计了“给老师的信”主题活动。全校学生学唱了相关歌曲、用书画的方式制作了贺卡和书签、在书信中写上给老师想说的话、用才艺的形式为老师献礼等。而通过这样综合的实践活动,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也为更多孩子搭建了展示才艺的平台。“‘合作对话’是一种有思想的方法,只有有方法的实践,才是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正确路径。”魏爱华说。
这方面,小学部科学教研组组长胡文婷亦有同感。
科学组也是从今年9月份开始了对“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课堂实践研究。由于这个研究是建立在学校长达4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少走了很多弯路。
虽然实践才2个多月,但胡文婷也欣喜地发现了学生们的变化,“合作对话”的思想在孩子们的心中逐渐形成。比如,在一次“对话科学家”的主题活动中,他们倡导学生用模仿秀的方式来与中外科学家进行对话。胡文婷发现,最开始学生心中并没有想模仿科学家,但是通过不断地上网查阅资料,在了解科学家们的生平事迹和科学贡献后,孩子们也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科学家们的精神也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胡文婷说,孩子们在与现在对话,又在和历史对话;在和自己对话,又在和浩瀚的科学知识对话……而在这样的对话活动中,孩子们既掌握了学科知识,又提升了学科素养,课堂也就很自然地达到了“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一次次的‘合作对话’,一次次靶子课的教学实践,一次次专家进校的指导,一次次听专家的讲解,手把手剥洋葱式的课堂教学,让学校发生了改变,教师的育人行为和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改变,最根本的受益者是我们的学生……”让刘美玲欣喜的是,4年的“合作对话”实践,课堂从传统的追求知识积累逐渐转变为追求育人价值;学生从追求做题的能力,走向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合作探究等学习能力的提升;教师也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师生关系的壁垒,建立起了学习的共同体,“合作对话”成为课堂的常态。
“老师们不仅教学方式得到了改变,可喜的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在课堂上也有了真实的表现。”北京市特级教师、朝阳区“诊断式督导教师教育教学评价实践研究”课题专家鲁彬在和学校老师们共同听课、评课、备课的过程中,看到了师生实实在在的成长。“学生们在扰启中唤醒、在问题情景中思考、在对话中倾听、在倾听中质疑、在解惑中获得新知,从而在课堂上获得真正的学习自主权利……”在鲁彬看来,“双减”的关键,就是要在有限的课堂上提质增效。而有了这样“合作对话”的高效课堂,学生的课外负担确实减小了,但教育教学效果反倒更好了,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就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