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剑

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季羡林，能够做大学问、成大事业、有大贡献，得益于在清华求学时的几门“旁听课”。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外文系对选修课要求较为宽松，于是季羡林经常去旁听外系的课。他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人的课。有一次，他和同学慕名去听冰心的课。冰心当时非常年轻，满脸庄严，不苟言笑。她看到教室里人满为患，知道其中有“诈”，就严厉地说：“不是本专业的学生，下节课就别来了！”季羡林自觉无趣，从此不敢再进冰心的课堂。

旁听郑振铎的课，却有意外之喜。郑先生豁达大度，待人真诚，没有名教授架子。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人因为听课，与郑振铎成了忘年交。后来，作为特约撰稿人，他们的名字赫然印在《文学季刊》的封面上，几个人都倍感荣幸。

让季羡林受益终身的，是旁听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课。陈寅恪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一个布包，里面装满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这给季羡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陈寅恪是考证大师，讲课时，“他总是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如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仿佛引导学生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陈寅恪的这种学风，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

季羡林后来回忆说：“我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令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直至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朱先生美学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与陈寅恪先生分不开。如果没有陈寅恪先生的影响和提携，我不会走上现在的治学道路，也进不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