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版:华夏周末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散文集《回乡记》创作谈

《 人民政协报 》 ( 2022年11月26日   第 06 版)

◀江子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奖作品《回乡记》 江子著

作者:江子

曾几何时,我们的乡村面目是清晰的。

我们说到乡村,就会很清晰地想起田地、民居、祠堂、族谱、祖坟、池塘、草木、动物,想起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伦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作家南帆说,在传统文化里,“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套生活经验、一个美学对象。”

这一整套生活经验和审美体系是明确的,不容置疑的,它宏大又微观,深刻又浅易。它规范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塑造每个人的灵魂。因为经过很多年的积累,它具有超常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过去对乡村的印象,它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是恒定的,几近于静止。相比城市的瞬息万变,它几乎不动。它是安详的,平静的。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再大的灾难都毁坏不了它。只要这套体系还在,即使遭到极大的破坏,它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重建——它有着极强的再生能力。

正因为乡村文化的独立和强大的生命力,古往今来,它一直是文学的重要母题。古代的田园诗,当代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白鹿原》,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都是这一主题的重要成果。

然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的乡村发生了质的变化:

田地、祖坟、民居、祠堂、池塘、草木、动物、族谱都在,可作为主体的人大多不在了。他们都去了城市,务工、居住或就读。

我曾去过一个据说古代非常繁盛、出过很多官员的村庄。村子里几乎看不见人。乡镇干部告诉我,这个村庄户籍上有1000多人,可是今天全村只有43人。

这43人,无一例外是老人和彻底的贫困人口与残障人士。只有他们,才把乡村当作最后的安息之地。

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田地的耕种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是资本租赁。我一初中同学,就做了我所在村庄的田亩承包商。不过他不组织生产,他把承包的田地转包给了他人。

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不那么亲密了:没有人养猪。牛也不视为必需,因为很少有人耕地了。即使耕地,也是用的铁家伙。

那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伦理已经难以为继。比如婚宴已经找不齐一整套乐队了。新居上梁,已经找不到唱词的人了。春节舞狮舞龙的习俗,已经多年不见了。那套过去维系村庄秩序的伦理,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这种变化让乡村书写变得无比困难。如此情况下如何书写乡村?在城市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乡村书写还有多少价值?该如何书写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土地、现代与传统、消逝与生长?

而我以为,当传统乡村面目日渐模糊,现代乡村写作反而有了新的可能。

这是我创作乡村主题散文集《回乡记》的原因。

在这部散文集里,我以我的故乡——江西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及所属的赣江以西区域为经,以从上世纪初到如今的百年时光为纬,努力探寻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下人的命运变迁,文化的变迁,文明的遗存、消逝与增长,弱者对精神安放之地的寻找,道德的自我救赎可能,新的时代里异乡与故乡的关系……

那也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民族英雄杨邦乂、《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明代五使西域的外交家陈诚、理学家罗洪先等先贤的故乡,是培育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烈士、隐士的文明乡野,是具有霸蛮、血性而诗意的文化性格的灵魂乡土。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其实有着中国的典型意义。

我毫不讳言,作为一名纯粹的乡村后裔,我怀着一颗为故乡的写史之心——当然也是当下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现当代文学视野中,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是恪守这一天职的巨献之作。我的散文集《回乡记》,可以视作我对如此源远流长的书写传统致敬的一点滥觞。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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