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子

曾几何时，我们的乡村面目是清晰的。

我们说到乡村，就会很清晰地想起田地、民居、祠堂、族谱、祖坟、池塘、草木、动物,想起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伦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作家南帆说，在传统文化里，“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套生活经验、一个美学对象。”

这一整套生活经验和审美体系是明确的，不容置疑的，它宏大又微观，深刻又浅易。它规范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塑造每个人的灵魂。因为经过很多年的积累，它具有超常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过去对乡村的印象，它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是恒定的，几近于静止。相比城市的瞬息万变，它几乎不动。它是安详的，平静的。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再大的灾难都毁坏不了它。只要这套体系还在，即使遭到极大的破坏，它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重建——它有着极强的再生能力。

正因为乡村文化的独立和强大的生命力，古往今来，它一直是文学的重要母题。古代的田园诗，当代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白鹿原》，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都是这一主题的重要成果。

然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的乡村发生了质的变化：

田地、祖坟、民居、祠堂、池塘、草木、动物、族谱都在，可作为主体的人大多不在了。他们都去了城市，务工、居住或就读。

我曾去过一个据说古代非常繁盛、出过很多官员的村庄。村子里几乎看不见人。乡镇干部告诉我，这个村庄户籍上有1000多人，可是今天全村只有43人。

这43人，无一例外是老人和彻底的贫困人口与残障人士。只有他们，才把乡村当作最后的安息之地。

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田地的耕种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是资本租赁。我一初中同学，就做了我所在村庄的田亩承包商。不过他不组织生产，他把承包的田地转包给了他人。

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不那么亲密了：没有人养猪。牛也不视为必需，因为很少有人耕地了。即使耕地，也是用的铁家伙。

那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伦理已经难以为继。比如婚宴已经找不齐一整套乐队了。新居上梁，已经找不到唱词的人了。春节舞狮舞龙的习俗，已经多年不见了。那套过去维系村庄秩序的伦理，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这种变化让乡村书写变得无比困难。如此情况下如何书写乡村？在城市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乡村书写还有多少价值？该如何书写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土地、现代与传统、消逝与生长？

而我以为，当传统乡村面目日渐模糊，现代乡村写作反而有了新的可能。

这是我创作乡村主题散文集《回乡记》的原因。

在这部散文集里，我以我的故乡——江西吉水县枫江镇下陇洲村及所属的赣江以西区域为经，以从上世纪初到如今的百年时光为纬，努力探寻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下人的命运变迁，文化的变迁，文明的遗存、消逝与增长，弱者对精神安放之地的寻找，道德的自我救赎可能，新的时代里异乡与故乡的关系……

那也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民族英雄杨邦乂、《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明代五使西域的外交家陈诚、理学家罗洪先等先贤的故乡，是培育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烈士、隐士的文明乡野，是具有霸蛮、血性而诗意的文化性格的灵魂乡土。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其实有着中国的典型意义。

我毫不讳言，作为一名纯粹的乡村后裔，我怀着一颗为故乡的写史之心——当然也是当下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现当代文学视野中，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是恪守这一天职的巨献之作。我的散文集《回乡记》，可以视作我对如此源远流长的书写传统致敬的一点滥觞。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江西省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