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震

我想讲讲王阳明与《传习录》的故事。

王阳明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浙江余姚人。他的思想活动展开于16世纪初，故一般认为他是16世纪的思想人物。王阳明名叫王守仁，号阳明，后世称他的思想学说为“阳明学”。这个称呼在王阳明在世时就已出现。

阳明学在晚明100多年的时间里，影响非常广泛。清代《明史》称王阳明“门徒遍天下”，阳明学“流行逾百年”。“门徒遍天下”的说法在晚明万历年间已出现。“流行逾百年”是指16世纪20年代直至明朝灭亡的1640年代。这说明阳明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整个中晚明时代影响巨大。

但所谓“影响”，究竟应当如何评判，则是众说纷纭。今天我们重温阳明学、重读《传习录》，主要是为了从中吸取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同时也要了解一些有关王阳明及其《传习录》的历史知识。

一、王阳明的时代背景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说法，16世纪的明代社会，属于帝制中国晚期，或称之为近世中国。那么，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不妨拿11世纪的北宋为例，通过比较来了解16世纪明代思想状况。现在学术界流传一种说法，认为11世纪北宋，简直可称为“群星璀璨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大人物，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曾巩、张载、程颢、程颐等等，这样一批天才性的人物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共同推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相比之下，王阳明的时代可谓是星辰寥落的时代。在思想文化上，能与王阳明比肩的思想人物几乎绝无仅有。在北京与王阳明结交成为挚友的湛甘泉，可以说是同道中人，两人于弘治的最后一年1505年共同誓言重振儒学，但湛甘泉的思想创发性以及社会影响力都无法与王阳明同日而语。环视王阳明生前身后，在弘治、正德、嘉靖初年，我们几乎找不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思想家、政治家或史学家。就思想史的角度看，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朱子学后劲人物，有的思想人物虽已逸出程朱理学的藩篱，然也不足以开创出思想新天地，例如陈白沙。清初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认为，开明代思想风气之先的是白沙和阳明，然而白沙的思想口号“静中养出端倪”，这更像是个体的经验之谈，远不如阳明学“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口号那样富有极大的思想魅力。

总体来说，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思想界处在朱子理学的笼罩之下，当时的大多数儒学家跟随朱子学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黄宗羲概括为“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说的是明代早期朱子理学的发展已呈现出疲弱之势。这就导致当时的社会思想气氛颇显沉闷，明初理学家要么是“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要么说朱子之后“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些说法，朱子学已至理论巅峰，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理论上的发展。王阳明正是身处这样一种思想困顿的时代，所以当他开始提倡心学，便马上遭到了一批理学捍卫者的攻击，而阳明学正是在与各种思想的交锋下发生、成长并不断发展。从另一个角度看，王阳明不是孤独的，在他提倡“学贵得之心”的心学思想鼓动之下，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思想风气大转变，史书上说，到了嘉靖、隆庆年间，“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可以说，王阳明开创了心学思想新天地，并将心学运动逐渐推向高潮，他的心学理论谱写了中晚明时代思想新乐章。

二、王阳明的思想历程

1.人生第一等事

阳明在11岁时，曾经跟私塾老师有过一次交谈，阳明表示立志要做“人生第一等事”。什么是“第一等事”？他的父亲王华在一旁笑道：“汝欲做圣贤耶？”原来，所谓“第一等事”，就是指儒家士人自古以来的最高人生抱负：成圣成贤。在儒学史上，孟子最早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圣人也是人，因此“人人皆可为尧舜”。与孟子性善说唱反调的荀子主张性恶说，但他也承认“途之人可以为禹”。这是说走在马路上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像“大禹治水”故事中的“大禹”一般的圣人。可见，孟荀都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就像尧舜禹一样的伟大人格，而且认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应当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

佛教传入中国后，提倡一种人皆可成佛的思想，唐代道教则提倡人皆可成仙。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释道三教都主张通过一定的修养实践，任何人都可以实现自我的精神转化。在儒家，这叫作“超凡入圣”，成就圣人一般的理想人格，这成为激励人生的终极理想。宋代新儒学的开创者周敦颐首次提出“圣可学”，其弟子程颐提出了“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他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生下来“圣人之质”已具。周、程的这一观点上千年来成为激励儒家仁人志士的思想口号。

与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一脉相承，王阳明晚年提出“满街都是圣人”，更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出现了“圣凡平等”或“圣凡一律”等思想主张。阳明学的理论依据是：“人人胸中有仲尼”“心之良知是谓圣”。这些话头让普通百姓听来，就会很兴奋，让人觉得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理想的人格。阳明心学之所以在晚明兴起波澜，与心学话语贴近平民、切近生活有很大关联。

2.格竹事件

阳明在十五六岁时，经历了一场“格竹事件”。少年王阳明相信朱熹讲的“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的格物理论，认为既然万物有理、人心有知，那么通过与事物的接触，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就可以认识事物的道理。于是，他与朋友一起做起了“格竹”实验，面对庭院的一片竹林，去尝试把握竹子的道理，结果格了七天七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导致旧疾复发，以失败告终。这件事对阳明形成了沉重打击，是他思想上的一次严重挫折，给王阳明的内心造成了阴影：外在世界的“一草一木”之理，怎么与我们的内心世界打成一片呢？对此，当时的阳明始终不能释然，换言之，心与理、心与物如何化解对立以实现统一，这成为阳明的一个心结。但从正面看，阳明内心已隐伏了对朱子学的思想怀疑，成为他开创心学理论的一个契机。因为历史上，儒家相信有疑问则学问才有进步，叫作“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从哲学上看，任何理论的创新都源自怀疑精神。王阳明也同样经历了一番这样的思想历练。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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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重温古籍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今年我国著名思想家王阳明诞辰550周年之际，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国图公开课“天才的时代”系列“此心光明——纪念王阳明诞辰550周年”《百部经典》阅读推广特别活动，吴震发表主旨演讲，带领读者和观众领略一代大儒王阳明的思想与风采。作者在演讲基础上整理成稿，现特此刊发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