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2022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孔泉和22位委员联名提出《关于优化对外传播能力的提案》，经全国政协主席会议研究确定，该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之一。提案强调，要加强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通过拓宽语言的桥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整体规划对外语言交流的“专用钥匙”

“语言，在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发挥着基础性桥梁的作用。优化对外传播能力，重视非通用语种的人才教育、出版和传播非常有必要。这就像万能钥匙和专用钥匙一样，虽然万能钥匙也能打开门，但总没有专用钥匙好用吧！”孔泉笑道：“只有用双方都特别熟悉的语言直接沟通，才能获得最完美的情感交流和意义表达，进而增进相互了解，建立相互信任，形成互利合作。使用第三者语言进行转译，无法达到这样的层次和水平。”

孔泉指出，总的来说，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民心相通是基础。实现民心相通，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从掌握语言入手，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传播的亲和力和影响力。语言是文化的结构性要素之一，甚至是支撑性要素。“我们不仅仅需要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也应该更多地使用各国人民的母语同他们进行融洽深入的交流。”孔泉表示，我们应从国家层面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及使用，做出整体的战略规划，加强在非通用语建设方面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实施部署。逐步建立全国性的非通用语人才教育、聘用、培养、使用、提高、评价和流动体系，认真落实，久久为功。

编字典：《现代荷汉词典》的三次增补和修订

“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是十分不容易的。”在工作中，孔泉能够熟练使用法语、荷兰语和英语，略懂德语。多年的驻外工作经历，让他更能体会不同语言的细腻、精妙和差异。为此，孔泉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动人故事。

1973年，18岁的孔泉作为使馆学习员前往比利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弗拉芒语(比利时荷兰语的旧称)。那时候，信息闭塞、交通不便，根本没有荷汉词典。“当时，我手边唯一的词典，是一本20世纪20年代由传教士编的小册子，只有四五十页。里面全是令人发笑的中文。不要讲手机、电脑，当时，连一本像样的工具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面对这样的情况，这门语言，应该怎么学？”孔泉说道：“没办法，我只能通过荷英、荷法词典来一点点地啃，非常费劲。”

1976年，孔泉被正式派往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工作。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急需了解欧洲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此时，宦乡先生在恢复工作后，奉调出使欧洲共同体，兼任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在宦乡先生的带领下，孔泉看到了回旋加速器、了解了在比利时进行的首个肺移植手术，接待了包括钱三强先生在内的中国科学家代表团。

“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谢他，经常怀念他。”孔泉回忆道：“当时，宦乡先生非常信任我，让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做他的翻译。这既有压力，也是动力。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这门语言，一定要好好编一本荷汉词典。”

在编纂工作的繁复枯燥中，雄心壮志的孔泉逐渐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艰辛和不易。“当时，做词条的时候，用的是类似图书馆那种卡片，一张一张地慢慢写，最终写完摞起来的时候，接近两米厚。”更加艰难的是，出版社编辑也对这样一位年轻人独立编撰词典的能力产生了质疑。愤懑不安的他，只能向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兼总经理陈原写信倾诉，没有想到的是，孔泉收到了陈原热情洋溢的亲笔回信，鼓励他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老先生们对于青年人的鼓励和信任，给予我们的支持和温度，确实令我非常感动，也是一直支持我们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从一张张的小卡片到一本厚厚的词典，在陈原先生的鼓励和王文博、高占生两位同事的帮助下，10多年的漫长工作里，孔泉利用了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完成词典第三稿的编纂审校工作，1995年，第一部荷汉双语词典——《现代荷汉词典》正式出版。

这部填补空白的词典备受欢迎，成为学习荷兰语人士的必备工具书。更有趣的是，由于印量很少，供不应求，居然在此后的10年间多次出现盗版，甚至混进荷兰政府赠书之中。为满足需求，2003年，经过增补，修订版《现代荷汉词典》出版。

2020年，孔泉利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居家的时间，依据荷兰政府实施的荷兰语言文字改革，并参照荷兰通用的多部辞书，对全部词条的拼写和释义又进行了新一轮的核实更正，增补8700余条新词。

前前后后40多年，三次增补、删改、修订，在编撰《现代荷汉词典》的过程中，通过最具有活力的语言变化和发展，孔泉更加具体且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和世界的变化。“词典具有综合性、代表性和总结性，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变化，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丰富，都生动自然地表现在每个变化的单词之中。”孔泉对此体会颇深，其中，既体现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社会变化，也切切实实地表现着你我身边的日常生活。

孔泉表示，正如荷兰驻华大使贺伟民所讲的那样：“语言，是两种文化之间最具体的接触点之一，翻阅词典的同时，仿佛也沉浸于文化交流之中。只有我们可以相互沟通，才能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达到互尊互信、互助互荣。”

“既要有情怀，也要有胸怀”

据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在181个建交国中，我国未出版双语工具书的仍有70多个；在“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中，其官方语言/汉语工具书仍有三分之一空缺，逾20年未修订的约占四分之一。与此同时，英语在外语工具书中的占比从10年前的8成增至9成。孔泉表示，由于缺乏规划，对非通用语的出版投入不够，仅靠少数出版社勉力维持。例如，商务印书馆非通用外语出版仅80个语种，其中《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耗时近40年，400万字的《汉葡词典》耗时10余年，出版成本均自行负担。

孔泉表示，在非通用语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既要有情怀，也要有胸怀”。他希望可以制定《国家非通用语人才培养规划》，逐步建立全国性的非通用语人才教育、聘用、培养、使用、提高、评价和流动体系，不断扩大非通用语人才队伍，重视非通用语人才统筹培养安排。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有50多种官方语言。孔泉认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与合作的扩大，对非通用语人才的需求量迅速增加，但国内对于非通用语学习的重视和投入还远远不够。

因此，他希望国家出版基金可以在保证英文版通用性的同时，更要重视非通用语对不同国家民众的亲和力，拓展其影响范围，增加科技、文学、艺术和民生等出版物。促进政产学研在非通用语领域的协同创新，研发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系统、建立非通用语的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等。尤其是非通用语种中的综合类图书、文化科技艺术类图书等，非常有利于扩大民心相交的深度和广度，增加综合类出版物数量，提高出版质量，也同样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孔泉说：“只有深耕民众之间深层次的交流、了解与信任，才能达成共同致力互利合作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