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宏

曹植《与杨德祖书》“盖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议其断割”语，在文学批评史上赫赫有名，孙过庭在《书谱》中加以引用，依情理应该是正面肯定性引用，但随后却说“语过其分，实累枢机”，意思是曹植说得太过分了，妨碍到了鉴赏。这着实令人费解！因为孙过庭对曹植观点持反对还是肯定直接关系到孙过庭的书法鉴赏观。

孙过庭与曹植都有很高的才情和创作能力，人们更愿意看到二人观点的一致。“才高八斗”的陈思王在文学上的成就众所周知，他有资格说出“南威、龙泉”这种自视甚高的话，进而对鉴赏者也提出相应要求是合乎逻辑的，并不过分；孙过庭以其卓绝的草书和三千馀言的《书谱》也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以故一些学者很自然地认为孙过庭赞同曹植的观点，如冯亦吾先生说：“这话说起来好像过了头，其实是关键的言辞。”叶渭淇称：“这话说起来好像过了头，其实不是，这才是评论者的关键条件。”皆不惜以转折语气逆转原文以示肯定。

笔者认为孙过庭并不认可曹植的观点，这里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

一、曹植的观点混淆了创作者和鉴赏者的界

创作和鉴赏向为两途，文论上有严格区分。刘勰《文心雕龙》称“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缀文者”重要的是辞随情发，恣肆畅达，偏于个性的发挥，情感是第一位的；“观文者”则需先“博观”，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做到“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公正客观，从而做到“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现代文艺心理学告诉我们，创作与鉴赏的差别很大：创作者以感性思维见长，更讲究天赋、才情；而鉴赏者则以理性思维居优，长于理论的阐发。二者兼善者凤毛麟角，而分离却极为正常，鉴赏家不必一定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创作者也不必具有专业的理论批评能力，书论有“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之说，唐代书论家张怀瓘亦云：“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仆虽不能其事而辄言其意。”可见，创作与鉴赏各有分工，二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这为历来所熟知。

当然，创作者具备很强的写作能力，一般都会有较强的赏鉴能力，但二者并非天然具有同等的高度，相反，创作者还极有可能走向偏狭。钱锺书就对曹植这类“作者鄙夷评者，以为无诗文之才，那得具诗文之识”的观点持反对态度，认为“犹言身非为马牛犬猪者则不能为兽医也”，曹植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因为“作者评文，所长辄成所蔽，囿于我相，以一己之优工，为百家之衡准，不见异量之美，难语乎广大教化”，所言极为精到。所以，鉴赏者应该做到“圆照”“周到”“圆觉”（见《文心雕龙·明诗》），而曹植则混淆了创作者和鉴赏者的界限和功用。《书谱》问世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之后的唐代，此时文学理论已具相当的高度，明于辨析的孙过庭对二者的区别应该是清楚的。

二、孙过庭在《书谱》这部分内容中，通篇谈的是鉴赏而非创作

据行文逻辑，孙过庭若肯定曹植的观点，就应在下文大谈创作能力高是鉴赏的前提，但其却未谈创作而仅言赏鉴，并一直期冀着“真鉴”。孙过庭精心创作一幅作品请“识者”赏评，但这些人并未理解作品的高明，却对败笔大加赞赏，一些人还凭着年岁长对其加以讥诮。于是，孙过庭将这幅作品装裱做旧后，假冒前贤之作再请这些“识者”赏评，果然获得一致赞赏，孙过庭不由以“惠侯”“叶公”为喻。而接下来所引伯乐、蔡邕的典故，就更说明孙过庭仅赏鉴而非创作，伯乐是中国历史上以“玄鉴”著称且家喻户晓的人物，《书谱》曾两次提及。伯乐与蔡邕都能做到“不滞于耳目”，具有超凡的赏鉴能力。而后文其所云“老姥遇题扇”“门生获书机”之事，以及“朝菌”“蟪蛄”“夏虫”之言，明显是孙过庭受到一系列不公平际遇后的“怨愤之语”，疾世愤俗、眼高过顶、清高绝世却又无可奈何！孙过庭在这里对“真鉴”的呼唤，实乃为自己鸣不平，他期待着能有“真鉴”的出现。可见，孙过庭并未阐发曹植的观点，只是为了引出“赏鉴”的话题，而非肯定曹植的观点。

三、孙过庭与曹植不具可比性。

不具可比性是因为二人的身世、政治冀求、才情诸方面相差甚远。孙过庭出身寒微，生前位卑职低，其世系、年秩、师承乃至爵里至今仍无定论，40岁才做到“率府录事参军”的小官，又遭谗议丢官，最后贫病交困，暴卒于洛阳植业里客舍。孙过庭“四十见君”已经是最大的政治资本了，遑论其它！孙过庭虽号称“博雅有文章”（张怀瓘《书断·下》），但除了《书谱》未见其他著述。陈子昂称其“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而闻道”（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并序》），说明孙过庭并不是早慧的天才，而是靠后天努力成才的。这篇《书谱》就是认识到“将期老有述，死且不朽”之后的发愤之作。孙过庭的书法也并未显闻当世，甚至还频遭异议，窦臮《述书赋》虽称其翰墨之妙尚可入品流，但所评“虔礼凡草，闾阎之风。千纸一类，一字万同。如见疑于冰冷，甘没齿于夏虫”却颇有贬义，直以《书谱》中句为讥；张怀瓘《书断》也仅将孙过庭列为能品，称其“尚异好奇，然所谓少功用，有天材”，褒中寓贬。即使宋代朱长文《续书断》仍称孙过庭“书有能名，或病其体多同而格不高尔”。当然，陈子昂对这位“平生知己”赞誉有加，称“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将孙过庭与钟繇并论，但这毕竟是为“死者讳”的祭文，赞誉乃至虚饰都是自然的。

曹植完全非孙过庭所可比拟！曹植乃魏武爱子，贵为王侯，数次几欲被立为太子，在政治上不仅仅是“建功立业”这样简单，而这绝非孙过庭所敢妄想。在才情上，曹植自幼颖慧，十岁即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又于“古今文章”无所不读，少负才华、文思敏捷且博学渊识。曹植不仅喜好文学，于书画、乐曲、舞蹈、击剑等“世间术艺，无不毕善”，修养极为全面，“才高八斗”诚非虚誉。

有必要提一下曹植“辞赋小道”之论，此言亦出自《与杨德祖书》，后人多将此看作曹植轻视辞赋的证据，鲁迅认为这大概是曹植的违心之论，并给了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便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第一个原因为世所公认，第二个原因却值得商榷，因为鲁迅针对的是曹植一生的经历。曹植的文学创作因曹丕的即位分为前后两期，后期是曹植梦魇的开始。建安22年10月，曹操立曹丕为太子时，曹植的处境已开始逆转。在此之前，曹植凭过人的才华受到曹操的喜爱，踌躇满志的曹植在政治方面并非“不甚得志”，而是瞄准太子大位的。培养羽翼是他的重要举措，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凭借才华使人折服，赢得文士赞誉，这也是曹植作《与杨德祖书》的背景。是时，“军国多事，（杨）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邯郸淳见而骇服，称为天人”，《魏志·陈思王传》亦称：“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杨修以及“博学洽闻”的丁仪、丁廙都甘为谋士，可见曹植的策略是成功的。所以，前期的曹植在政治上是得志的，意气风发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出“辞赋小道”以及“南威、龙泉”之类的大言就极为正常了。上述皆非孙过庭所能望其项背，在诸多背景有着巨大反差的情况下，孙过庭以斗筲小吏之资焉能具曹植那种眼高于顶、睥睨千古之气势？

当然，身世、地位乃至才情的反差，并不能完全排除孙过庭赞同曹植的观点，三千馀言《书谱》已充分显露其才情，这是与曹植相似之处。但孙过庭最高仅做过从八品或正九品的参军，参军犹后世胥吏，有过失是要受杖责的。孙过庭一生或都处于压抑状态，很难想象孙过庭会自诩具“南威之容”“龙泉之利”。或许正是那些“识者”屡引曹植之论自诩高明，而这正是孙过庭以做旧之法来捉弄他们的原因。故从境遇上看，孙过庭与曹植在鉴赏观点上很难产生共鸣，认为曹植所言“语过其分”也就很自然了。

此外，对“枢机”一词的理解也很重要。《国语·周语下》：“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耳目在鉴赏中起有关键作用，“枢机”指的就是鉴赏，“累枢机”就是妨碍到耳目，与下文“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妄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是相呼应的，“语过其分，实累枢机”就是“话说得过分了，确实妨碍到鉴赏”。孙过庭高呼伯喈（蔡邕）、良乐（伯乐），其实就是呼吁鉴赏活动中应该不囿所见、不受表象蒙蔽，透过现象来看本质，深刻反映了孙过庭的书法鉴赏观。可惜，在没有知音的情况下，孙过庭只能以“士屈于不知己，而申于知己。彼不知也，曷足怪乎”来自我安慰，以“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之则不足以为道也”来自我解嘲，并发出“岂可执冰而咎夏虫哉”的深深叹息！

赵宏，博士，无党派代表人士。1965年出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初等教育学院书法学专业负责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全国）书画教育协会基础书法教育分会、篆刻艺术分会副会长，北京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北京书法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