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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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先生曾说，“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在韵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认的评价，成为它们各自时代的一绝。有人谈起清代有哪一种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种杰出的文艺相媲美，我的回答是子弟书。”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既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永恒命题。

清代说唱艺术“子弟书”是近年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今天仍在传唱的很多鼓词篇目，版本来源就是子弟书。鼓词“子弟书”中，取材于小说《红楼梦》的为数不少。著名红学家胡文彬是最早关注《红楼梦》子弟书的学者，他在1983年从车王府抄本、双红堂藏本、傅惜华藏本中逯录27篇《红楼梦》题材子弟书编辑成册，开启了《红楼梦》子弟书研究的先河。1984年著名曲艺研究专家关德栋、周中明又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子弟书丛抄》，收录子弟书101篇，其中《红楼梦》题材达17篇。以《红楼梦》为题材的鼓词“子弟书”，是鼓词中的精华，在取材内容、表现形式、艺术手法、流传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继承、创新特征，值得思考和研究。

数量和分量是明清小说改编之最

鼓词“子弟书”题材的来源，学界公认有四大领域：一、元明清三代的通俗小说；二、元明清三代的杂剧和传奇；三、当日北京京剧所演的题材；四、当时北京社会风土人情。以傅（傅惜华）藏子弟书的比例为例，其中第一类：取材于元明清三代的通俗小说，主要有《三国志演义》17篇、《水浒传》14篇、《西游记》8篇、《金瓶梅》8篇、《红楼梦》24篇、《聊斋志异》15篇以及少数的其他小说的题材。第一类和第二类在子弟书中又是最多的，第三类和第四类不过十几种、几十种。《红楼梦》子弟书的数量在诸种被改编的明清通俗小说中居于首位，数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分量。正如崔蕴华在《红楼梦子弟书：经典的诗化重构》中所评估的那样：“《红楼梦》是子弟书创作的丰富源泉，子弟书则是《红楼梦》艺术生命的延续。这种亲密关系造就了《红楼梦》子弟书的独特美学风范与文化内涵。《红楼梦》子弟书在现存子弟书中占有重要的分量。”

具有较高艺术价值，雅俗共赏

鼓词“子弟书”的唱本采用北方戏曲、曲艺通用的“十三辙”，讲究平仄韵律，每两句一韵，不论回目长短，一韵到底。以典雅诗句为主，掺杂北方口语和俚语，充分体现了雅俗语言之间的亲和力。《红楼梦》子弟书也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但其最具价值的部分在于提升了鼓词的文学性和诗意化成分，《露泪缘》《全悲秋》《石头记》等篇目堪称诗歌艺术的精品。傅惜华先生指出，“其意境之妙，恐元曲而外殊无能与伦者也。”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对此有更高的评价：“子弟书在内容上极为丰富多彩。它与弹词、鼓词相比较，在题材范围上要广泛得多……”胡文彬在《红楼梦子弟书初探》中指出，“在北方诸多曲艺曲种中，子弟书是最早取材于《红楼梦》，将这部罕世奇书介绍给广大下层社会的”，独具慧眼地看出了“子弟书”在《红楼梦》的流传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五、七和三”“四、四”，这两种句子是子弟书中最常使用的句式，加之其他类型的句式，构成灵活多样的子弟书结构。从变文、弹词、到鼓词、子弟书，“三、三、四”的句式逐渐减少，“三、四、四”的形式逐渐增加，这种微妙的变化体现了子弟书偏重叙事的特点和汉语词汇从单音节向双音节化递进的特点，在诗歌史及汉语语言发展上具有创造性意义。

以言情和市井生活为主的内容题材

《红楼梦》子弟书的取材比较集中于宝黛钗的故事、晴雯的故事和刘姥姥的故事，此外凤姐、湘云、妙玉、紫鹃的故事也多有涉及。盖因这些人物内容的故事性较强，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为市井百姓所喜闻乐见。李爱冬指出，“从这些作品的改写上，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即改写者选写什么，为什么选这而不选那？这与当时的某种社会心理相关。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及各种观念，是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阶层或有时扩大为一代的社会心理和观念的。”以刘姥姥的故事为例，刘姥姥与贾府上下的关系，其实正是中晚期清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上下尊卑等级以及贫富之间畸形关系的代表性写照。《红楼梦》子弟书在改编中对于题材的选择，与历史、时代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心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版本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天津、东北

《红楼梦》子弟书的版本分抄本、刻本两种，抄本刻本并行。按，子弟书早期以抄本稍多，现存最早抄本为嘉庆二十年（1815）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最早刻本出现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名为《庄氏降香》。子弟书版本中的善本较少，主要原因是其抄写和刻印多出于实用性，制作上不甚考究。版本以北京为中心，大体集中于京、津、沈阳等地，民国以后，上海的书局也有刻印。“百本张”“别野堂”“乐善堂”“聚卷堂”抄本，会文山房、东都石印局、辽阳三文堂、盛经程记书坊刻本，风行一时。其版本分布情况大致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流传线路和主要流传区域。

同《红楼梦》的流传关系密切

鼓词“子弟书”与《红楼梦》在民间的普及关系密切。傅惜华在《子弟书总目》中认为，鼓词“子弟书”相传“创始于清代乾隆时”。作为北方鼓词的一个重要支流，其具体起源情况较为复杂，众说不一，大体可归纳为几说：一说，源自乾隆时征大小金川的阿桂部的军歌岔曲；一说，脱胎于满族传统祭祀活动；一说，是唐代变文出现后弹词、鼓词分化、传承的结果。中山大学的黄仕忠、李芳在《子弟书研究之回顾前瞻》中指出：“子弟书是从长篇鼓词中分化出来，主要以短段形式出现。其最早并不叫子弟书而叫‘段儿’。‘子弟书’之名是这一形式成熟之后的称呼……”此说大致与第三种看法同，值得关注。不管起源如何，可以判断的是，在乾隆中后期这种鼓词艺术形式便已成型并开始流行，且一直延续到道光光绪时代，这个时段也大体是《红楼梦》从刊印（1791）到逐渐在民间普及开来的过程。

一种“创造性的新诗”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启功先生就以“创造性的新诗”来评价“子弟书”的艺术成就。他说：“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在韵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认的评价，成为它们各自时代的一绝。有人谈起清代有哪一种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种杰出的文艺相媲美，我的回答是子弟书。”这段评论是新时期从文体发展的角度探讨子弟书艺术价值的开端，此后，“艺术性”成为对《红楼梦》“子弟书”研究的一个重点。曲金良《略谈红楼梦子弟书露泪缘》、崔蕴华《红楼梦子弟书：经典的诗化重构》、姚颖《论红楼梦子弟书对俗语的运用》《子弟书对红楼梦人物性格的世俗化改编》、陈祖荫《浅议韩小窗子弟书的艺术特色》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子弟书的诗性艺术进行了讨论。近年来，很多研究者还运用了新理论新方法。如刘嘉伟的《“子弟书”对红楼梦情节结构的接受》，从叙事学的角度阐释了《红楼梦》子弟书对于故事情节演进的处理手法，认为“内视点”是其写作的一个特点。“所谓‘内视点’就是把叙事的任务交给小说中的人物，透过人物自己的眼睛观看世界”。《全悲秋》的结尾部分，使用了“全知全能视角”，这是典型的叙事文学笔法，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曾惯常使用。从这个角度看，“子弟书”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叙事诗”，是对中国古代叙事体诗歌的极大创新和弘扬。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便受到读者的喜爱，清嘉庆年间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俗语。初时，只是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真正为民间接受乃至家喻户晓，是通过鼓词等文艺形式的广泛传播，毕竟在那个时候，能读书识字的人是少数，而鼓词说唱艺人的演出是可以遍及城乡村野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既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永恒命题，需要我们加强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于文化本体和内在规律的研究，从而更多更好地汲取前人的丰富经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开拓既不失传统文化意蕴又能够在当代流传开来的文艺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