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陈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代表作有《朱熹哲学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儒学通诠——陈来学术论集》《儒家文化与民族复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中华文化的现代价值》等。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这便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陈来先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研究，本期讲坛是他近期在参与“和全国政协委员一起读书”活动时所作的主题讲座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编者的话

2015年，我出了一本书，叫《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关于这个主题，我在各个地方讲过很多次。这次跟大家一起读书，分享心得，有没有什么新的角度？并不是要读出书中没有的新的意义，而是有哪些是之前不太注意的地方。由此，我想到一点，那就是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的内容。这次学习是围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而进行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接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很明显，这是中华文明所体现的六条精神特质。

起源研究，只是中华文明研究的一个基础，并不等同于或者替代对中华文明的全部研究。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做好的同时，要把它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要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等的精神特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虽然没有涉及文明起源研究，但它讲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属于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是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一样，同属于中华文明研究，两者应该结合起来。这是其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从这个角度讲，这本书确实讲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和道德观。因此，这本书在今天来读，还有一定的意义。这是其二。

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为宇宙观。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在中华文明当代复兴并走向世界的时代，是必须要回答的。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机械论的宇宙观相比，中国哲学呈现连续、动态、关联、关系、整体的观点，而不是重视静止、孤立、实体、主客二分的自我中心的哲学。从这种有机整体主义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一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故人与自然、人与人、文化与文化应当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

互联互通

在《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这本书中，用的是关联思维。关联思维在学术界包括海外国际汉学界，是一个比较常用的概念。但是对国内的读者可能比较生疏，于是我们就把它改为了互联互通。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葛兰言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思维》一书中指出，中国人的思维把各种事物看成关联性的存在，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思维的主要特性。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也曾以另外形式指出过，中国思想如同怀特海式的对网状关系的偏好、对过程的偏好，而受牛顿影响的西方偏好个别和因果链；前者把宇宙过程描述为相互交织的事件之网，后者把宇宙构想为一系列事件串成的因果之链。

李约瑟还认为，中国文明的某种特性即有机主义。所谓有机主义，是指这样的看法，事物各部分相互关联、协调，而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思维的特点是，象征的相互联系或对应组成了一个巨大模式，事物的运行并不必然是由于其他在先的事物的推动，而是事物在永恒运动循环的宇宙中被赋予了内在运动本性，运动对于它们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所有事物都是有赖于整个世界有机体而存在的一部分，它们间的相互作用不是由于机械的推动或机械式作用，而是由于一种自然的共鸣。李约瑟认为在这种协调的思维中，各种概念不是相互对立、分别，而是相互影响、作用，这种相互的影响、作用不是由于机械的原因，而是由于相互的感应。在这样一种世界观里，和谐被认为是自发的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

一气充塞

中国宇宙论的思维发展了几千年，最突出的特色是中国宇宙论的结构特色与“气”的观念密不可分。

在中国哲学中，气论是一个基本的形态，“气”的哲学是中国古代存在论的主要形态。“气”在本源意义上是物质性的元素，宇宙论的气论代表了中国哲学从物质性的范畴解释世界构成的努力。在中国哲学中，“物”指个体的实物，“质”指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有固定形体的“质”是由“气”构成的，未成形的“气”则是构成物体的材料。中国哲学的气论认为，一切物体都是气的聚结与消散。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讲气，强调气的运动变化，肯定气的连续性存在，肯定气与虚空的统一，这些都是与西方物质观念的不同。”

中国古代“气”的观念是在对那些具体物气加以一般化后所得到的一个自然哲学概念。把中国气论和西方原子论对照的一个明显结论，就是原子论表达的是物质的不连续的性质，而气论所反映的是物质的连续性的性质。应当说，注重“气”的连续性，从哲学上反映了中国文明对事物连续性的重视，这与中国文明被称为“连续性文明”的特点也有密切的关系。

由于“气”是连续的存在，而不是原子式的独立个体，因而中国哲学的主流世界观倾向强调对于“气”的存在要从整体上来把握，不是强调还原到原子式的个体，而是注重整体的存在、系统的存在。因此，中国哲学中常常有所谓“一气流行”“一气未分”的说法。“一气”既表示未分化，也表示整体性；“流行”则表示气的存在总是处在一种流动的状态之中。“一气”即整个世界为一连续、整全、流动之实在。这种宇宙论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上为儒家、道家等各派哲学所共有，也成为中国哲学宇宙观的基本立场。

存在的整体，即是人与世界的统一，即是人与宇宙的统一。近代哲学的二元分裂破坏了这种原始的统一性，在现代之后的时代，人类应当返回作为人与宇宙统一性的存在整体。同时，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不是原子，是社会关系连续体中的关联性存在一方，这种理解得到了气论哲学的有力支持。

阴阳互补

阴阳的观念比“气”的观念出现更早，西周初年已经出现，最初是指日光照射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易经》中则把阴阳作为整个世界中的两种基本势力或事物之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最著名的古代阴阳论的论断见于《易传》之《系辞》，《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指阴阳的对立分别与交互作用，是宇宙存在变化的普遍法则。《说卦》把阴阳普遍化，《庄子》中已经有阴阳生成论。

在西周末期，已把阴阳的观念和“气”的观念结合起来。庄子说“阴阳者，气之大者也”，把阴作为阴气，阳作为阳气，这样就产生了“二气”的观念。《易传》中发挥了这一思想，不仅提出气分阴阳，也同时强调二气相感。荀子也这样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认为阴阳的对立互补是世界存在与变化的根源。

先秦《管子》中早有对阴阳作用的认识，“春夏秋冬，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把阴阳看作是自然世界各种现象变化推移的动力和根源。宋代思想家张载说：“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宋代理学家朱熹云：“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所以，阴阳的相互联结、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由此构成的动态的整体变化，是中国人宇宙观的普遍意识，影响到中国文明的各个方面。

宇宙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阴阳彼此为对方提供存在条件，阴阳的相互结合构成世界及其运动。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指出：“正如人们早已知道的那样，中国人倾向于把对立双方看成互补的，而西方人则强调二者的冲突。”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根源于如何处理各种对立面的关系，中国文明的古老阴阳平衡思维不仅是古代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在现代仍然有其普遍意义。

变化生生

和西方机械论的宇宙观对比，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另一个最大的不同是强调“生生”的宇宙观，以《易经》为代表的宇宙观始终把宇宙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将宇宙看成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在孔子已经予以揭示，如《论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说我们所在的世界如同大河奔流一般的运动总体，一切都在流动变化之中。庄子也讲过：“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

解释《易经》的《易传》十翼，以《系辞传》最为突出。《系辞传》全力强调变易的意义，如：“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经》为中国文明确立了这样的宇宙观：整个世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转化之中，处于不断的流动变易之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在这种总观点下，世界绝对不变的见解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事物不是常住不变的，变易是存在的基本方式，存在就是流动和变化。正是这种变易的哲学支持着中国文明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与时俱进就是适应变化、与变化俱进。

在中国哲学思维里，以《周易》的宇宙观为代表，一方面越来越强调变化是绝对的，同时认为变化并不是没有确定的倾向和内容的。如《易传》中主张，变化的重要内容是“生生”，换言之，在宇宙的大化流行中，要不断有新的东西生成，这才是变易的本质。宇宙，不是死一般的寂静，是充满着创造的活力的。

这一点《系辞》中说得最清楚：“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因此，变化中包含创新，永久的变易包含永远的革新，日新就是不断地变化、创新，生生赋予了变易以更深刻的东西，变易就是生命的不断充实、成长、更新和展开。生生的观念同样渗透在宋以后的新儒家思想中，如周敦颐：“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宋代理学家程颢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这讲的就是天用“生生”作为它的道，也就是以“生生”作为宇宙的根本法则。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穷，把生生化育看成是自然的、永无休止的过程。

可见，在中国哲学中，变化之流即是生命之流，而这一生命之流是以“气”的连续统一为其载体的。宋明理学的宇宙观重视“大化流行”，大化流行也往往说成是“气化流行”，“气”本身就是能动的流体，“气”的运行过程就是道。大化流行是一完整的连续体的活动，而万物是此连续体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显示出中国哲学宇宙观的生成论特征。按照《周易》系统的哲学，天地万物是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并变易着。它可能是在从某种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周易》的哲学是中国文明自己的哲学之根。从这个观点看，生成是自己的生成，阴阳、五行的相互作用就是生成的基本机制。

汉学家安乐哲也指出，希腊哲学更偏重静止，所以需要借助因果关系解释变化；中国哲学则主张世界本来自然地就是过程和变化，自然地生产，因为它就不需要外在原则去解释变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果《周易·象传》的这句话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那么生生日新的宇宙观正是这个精神的哲学写照。

自然天道

中国哲学的主流看法不认为天地万物是永恒存在着的，而是有其发生历史的，但天地万物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外在于宇宙的人格力量创造出来的。在中国哲学家看来，天地万物如果有一个开始，这个开始应该是自生、自然的。的确，在中国思想中，一般来说，不认为天地是被创造出来的，不认为人是被创造出来的，不认为宇宙时空是被创造出来的，尤其不认为外在于宇宙的创造者——上帝。

主张天地不是被创造的，不等于主张天地是永恒的，如汉代道家宇宙论认为，天地是从虚空中逐渐生成了气，又由气的凝聚而生成天地。所以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化生出来的。

宇宙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存在宇宙之内的主宰者吗？回答不是否定的。商周时代承认帝或天为宇宙之内的至上神，但早期中国文明中的“上帝”并不是创造宇宙和人的神，而是在宇宙之内的主宰者，不是宇宙之外的创造之神，而是宇宙之内的事务主宰。就人不是上帝所创造这一点来说，使得在中国文明中“人”的地位必然高于基督教文明中“人”的地位，“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的古老观念，表示在气论的背景之下，人可以获得高于宇宙内其他一切事物和生命形式的地位，“人最为天下贵”。正如中国哲学中易学哲学所主张的，人是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天人相感、天人相通，所有中国哲学中“天”和“人”的说法，都是指人的理性、人性、价值使得它超出万物，而可以与天构成一对关系。中国哲学本来就有“与天地参”的传统，人能参与天地化育、参与大化流行，故“参与”论是十分中国的。人既能参与天的生成，又能与天相感相通，这在西方看来非常奇特。

李约瑟有个观点，称中国的世界观和宇宙模式是“没有主宰却和谐有序”，既是有理由的，却又是不准确的。从新儒学的观点来看，首先，主宰是有的，但主宰是宇宙内的主宰，不是创造宇宙的主宰。对于宇宙来说，主宰不是超越的，而是内在的。其次，这个主宰，商周时为“帝”为“天”，但宋代以来，宇宙内的主宰已经被理性化，成为“理”或“天理”，对“理”的推尊成为千年来成熟的中国文明的主导性观念。理即是宇宙、社会的普遍原理和法则。

宋代理学家强调，宇宙间除了有“气”不断运动变化，还有一个内在的根据和动力，那就是理。理对于气的作用正像一个作往复运动物体的操纵者，支配着气的往而复、复而往的变化运行。但它强调，理虽然支配着气的运动，可是理并不是神，也不是气之中的另一实体。明代哲学家罗钦顺提出“若有一物主宰乎其间”，即“理”的这种支配作用类似主宰的作用，而其实并非真的有一个主宰者。

在成熟的中国文明时代，哲学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一种立场，即宇宙虽然不是由外在主宰者创生的，是无始无终的，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宇宙中受到一种主宰性力量引导和制约它，这是宇宙之内的主宰，但这个主宰不是神，而是道或理。宇宙之外，没有主宰。宇宙之内，也没有人格主宰，“道”和“理”被理解为宇宙之内的一种主宰、调控力量，天地万物、人类社会的存在和运动都受到理的支配。因为“理”不仅是天地的本源，事务的规律，也是最高的价值。这种普遍性的理论使得理学成为近古时代中国社会文明价值的有力支撑。同时，这种物理普遍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格物穷理的观念，也是中国科技文明在近代以前得以长期发达的理性基础。

理的作用是关系的调控，因此理不是实体。它是关系的体现。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注重关系，不注重实体。实体思维倾向于把宇宙万物还原为某种原初状态，还原为某种最小的实体单位，注重结果的既定实体状态，而不注重生成化育的过程；或者追求一个永无变化的实体，一个跟其他事物没有关系的绝对实体。中国哲学的关系思维则把事物理解为动态的关系，而每一个具体的存在都被规定为处在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里面，每一个存在都以和它发生关系的他者作为根据。在理学中，天理就是天道。天道的生生之理以“感通”为其实现方式。《周易》讲“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感通是万物相互关系的状态，感通是一种直接的相互作用。因此在社会伦理上，注重关系的立场必然不是个人本位的立场。它主张的在个人与其他对象结成的关系里中，个人与他者构成关系时，不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我为出发点，互以对方为重。

从这种有机整体观念出发，宇宙的一切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每个事物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显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所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应该建立共生和谐的关系。

以上所说的这些哲学的宇宙观渗透在中国文化各个方面，对中国文明的整体也起到了支撑作用。基于事物互联互通的关联思维，换句话说就是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其特点就是对一般人只看到分别、分立、无关的事物能看到其相互联系，特别是把天、地、人、万事万物看成相互关联的整体。而关联是互动、和谐的基础，互动、和谐是关联的本质要求。关注事物的普遍联系，关注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贯通，关注整体与部分间的相互包含，几千年来，已成为中国思维的重要的特性。

可以说，中国文明的基本价值都是以这种宇宙观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今天，面对世界上的各种问题，我们提倡东西方思想的多元互补，提倡对共生和谐的追求，必须珍视多元文明的价值，扩大人类解决困境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重温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扬中华文明的积极特性，和世界上各种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