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志云
刘树纲兄殁于2022年8月11日14时11分，享年81岁。这是官方发布的讣告。我知道树纲生于1940年，月份虽说在12月，按中国人的习惯，还是应该算作82岁的。这且不去说它。
之前，树纲入住了一家养老机构属下的安宁疗护病房，我知道到了临终时分了。
之前，我们五六家老朋友持续了十多年的春节聚会，因疫情被迫中辍。2019年春节聚了，延宕到2020年年底才勉强再次相聚，就隔了差不多两年。这次聚会，陈建功兄因为第二天即住院体检，要求空腹，夫妇俩请假。没想到沈及明也没来。树纲进餐厅顾不上宽衣，连连对大家抱拳致歉，说及明身体不舒服，怕扫大家的兴，临出门打消了主意。郭宝昌、刘树纲、陈冠中、苏文洋、鲍昆和我六家，合影里独独少了及明。树纲倒是健朗如昔，还逸兴遄飞，稍稍喝了点酒。他是自己打车过来的，再一人打车回家，众人也不担心。
树纲殁后，建功兄写《在笑声中诀别》（见8月16日《北京晚报》“五色土——纪念”栏），文章开头，说树纲住进疗护病房后，史铁生夫人陈希米去他家，给他看了陆晓娅发给她的微信。陆晓娅在树纲住的病房做义工，和树纲有过一些交流。这封微信希米当时也发给了我，我看了心里稍稍一安。陆晓娅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的老朋友，那时她主持《青春热线》，在全国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近来她十数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有认知障碍的母亲，且写成《给妈妈当妈妈》一书，在社会上广为传布。她和她的团队能在树纲身边，是怎样的好事！我把希米的信转给及明，并请及明代我向晓娅致意。及明回信很快来了，说晓娅的团队刚刚费尽周折，帮助树纲细细洗了个澡，树纲舒服多了。又说晓娅谢谢问候，云云。
随即到了7月20日，晚间接到沈及明微信，说疗护病房领导根据树纲的综合情况，斟酌再三，特许亲近的朋友来看看树纲，就在这几天。这分明是最后的告别了。当即联系建功和文洋。
7月22日上午9点，我们终于进了树纲的病房。沈及明和刘深候在门口。及明说，树纲知道我们要来，早起就比较兴奋，医生也预先做了些准备。躺在病床上的树纲当然消瘦多了，可说是清癯，胳膊上也照例插着管子，但皮肤清爽白皙，并不见重病之际常有的晦暗。我们一个一个驱前问候，树纲分明是认得我们的，眉眼间屡屡闪现笑意，他的手也温暖有力。及明指着建功问树纲，这位是谁呀？树纲眉头一皱，忽然举起了右手，带着那些管子一挥：“不认识陈建功，那就麻烦了！”这对树纲来说是难得的幽默，众人皆笑。及至他见到文洋，竟说“我要吃大董”——文洋是《北京晚报》的“名记”，我们聚会常由文洋居停安排，“大董”是去过的。文洋接口应道：“好啊好啊，我马上安排快递送来。”我见树纲微微一笑，随即合上了眼睛，他耗费了不少精力，累了。
这应该是树纲的告别演出，病房即是他最后的舞台。那里没有晦暗和悲戚，倒是四处有阳光满溢，鲜花芬芳。这与树纲最最相宜，若论心态，他一直年轻而明朗。到底是及明懂得树纲。病房布置得犹如他们的居所，触目所见皆是树纲与及明的合影：从他们恋爱时的黑白照，到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中年时代；而陪伴在侧的，则是孙女稚态可掬的画。孙女的一张字：“戏梦人生，粉墨登场”挂在树纲床头。树纲一生与戏剧相伴相随，儿子刘深如今也成了卓有成就的编剧——刘深曾对树纲说过：我就是你最好的作品。有子承父业，当是父亲莫大的安慰。只是大儿子远居海外，我问刘深，刘深说他和爸妈商量几次了，一致不让哥哥回来。一家子人远涉重洋，回国还要隔离，好在视频方便，倒是每天都能见面的。
令树纲声名鹊起的，首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这部戏，围绕公交车上与扒手搏斗牺牲的叶肖肖，死后以魂灵现身，一一访问车上见死不救的众人，展示了一副纷纭复杂的社会众生相。作品戏剧冲突荒诞，空间多维穿插，无场次灵活变换……种种现代戏剧手段的应用，使作品充溢着现代气息，以及巨大的审美冲击力，令人耳目一新，成为新时期实验话剧的经典之作。不过在我看来，这部戏对道德对世事，有着不容置疑的肯定，毫不见现代派戏剧常有的虚无、荒诞和绝望。它不满且努力超越的，是观念先行又直叙胸臆，以揭露与鞭挞社会问题为己任的“问题戏剧”，以及桎梏戏剧界的宏大叙事规则。树纲的戏剧创作突围，是新时期现实主义戏剧的深化，而非欧风美雨下现代派戏剧的移植或模仿。叶肖肖的魂灵再现于舞台，犹如五四以来启蒙文学中的外来者徘徊异地，或者返乡者重返故里，体现的都是一种崭新的视角，传递着现代理念与文明思潮，呼唤着对社会正义和进步的追求。那里归根结底透露出来的，是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悲天悯人的人文主义情怀。
树纲的一应剧作，比如《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都市牛仔》《一场关于爱与罪的审判》等，均可作如是观。它们在戏剧形式和表达手段上都有大量创新，戏剧形态分明是现代的，但若论及底蕴与内核，则一概都是现实主义的。我和树纲聊过当时戏剧界的“传统与现代”之争，我说杜甫怀念李白，写诗说：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他们终于没有“细论文”的机会，但他们的诗，却在《诗经》《史记》以来的文学长河中相聚相汇，养育和激励一代一代后人。如今不论哪种文学体裁，最终也要在这样的传统中才有位置。树纲不是寡言的人，这回他只是细细地听。他对此一定思虑长久了。我接着对他说，我若写你的评论，不与现代派戏剧比，要比是比曹禺老舍。要说作品直面社会和现实人生之激烈深入，又毫不苟且，你自有自己的位置。何况它们还尖锐犀利，刀刀都见出了血。所以它们骨子里无疑也是新的，因为于它们的灵魂，能见到久违了的“革命”！
我的承诺，一直拖到树纲的《都市牛仔》上演才兑现。这是他告别80年代的着力之作。这部冠以“报告文学系列剧”的话剧，锋芒所向，直指“使人扭曲、亢奋、暗淡又闪光的那头困兽”——金钱。剧作由著名戏剧家文新宇先生导演，全剧看似热闹浅显，竟使人有莫名的沉重感。我还感觉到了树纲心里按捺不住的愤激与苍凉。舞台呈现是光怪陆离的，一批以各种手段追逐金钱的“都市牛仔”，在志得意满地告别贫困后，陷入的却是另一种更无奈更荒诞的人生困境。于是，戏剧以社会问题为切入点，剧终时却顺理成章翻转成人生拷问：中国人渴求富裕天经地义，但是“富裕以后是什么”？这一诘问之所以如此振聋发聩，并直抵世道人心，因为它实际拷问的是灵魂深处，事涉有关人类命运的重大哲学命题——我当即写了篇《走出困境》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8月11日，我们夫妇去贵州，这是今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出门透气，一个月前由朋友规划停当。临走前一天，接到及明的微信：
树纲已进入最后的弥留之际，再也看不到他的笑容，再也听不到他的话语。从此，他不再问我温饱，他不再问我归期。但他没有痛苦，很平静，他太累了，让他这样安静地睡吧。我纵有千般不舍，也得松开手，一生一世的夫妻，终生的伴侣，也只能来世再相见。
大夫说，就会在这一两天。他还在斗争。
我略一思忖，即给及明回信：
让他安安静静地走吧，不要斗争了。你和刘深也是解脱。我母亲活着时总说，那是回去——回去就不是坏事。树纲这辈子有你，有那些戏，值了！
虽说话都是出于真心，晚上想及此事，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便给及明又发去一信：
我们明天去贵州和广西，得二十六七号回京，但愿能赶得上送树纲。
途中就接到了树纲的噩耗。是在料中，但还是恻然。又不知还能说什么，只给及明发去“节哀顺变”四个字。
在贵州一路，终是排解不开树纲的离去。这辈子见多了亲友的生离死别，有的人就是难以忘怀。树纲即是其一。与树纲“亦师亦友亦兄长”相交多年，如今想起他，竟是他始终的年轻。树纲一直有双青春的眼睛，他的笑也始终青春般清朗，有时还有一闪而过的羞涩。树纲给我的印象，常像是一个干净无邪的少年。朋友们说及他，那“憨”，那善良与正直、认真与执着，也都少年般不沾染杂质。
当天及明和刘深还发来微信，说不给树纲举办追悼会了，只请至亲好友有个告别仪式，他们替我俩送了个花圈，挽带上写道：
回到来的地方去，是件幸事。
我庆幸及明和刘深如此懂我，体谅我，一如树纲还在世上。我和树纲及明一家，说来就是人世的一次邂逅，遇到了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之中。我与树纲除了那次谈戏剧的现代与传统，其他话题，少有充分的讨论；他出任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我私下很是替他担心，犹豫再三，终于也就是停留于“腹诽”而已。面对树纲，我最怕辱没了他不变的赤子之心与理想主义情怀，那是对他莫大的不敬！现在想来，相交40年，每每于意有所不尽。但朋友之间，知心知胆，也只能是这样的吧。今天用这样的文字，送树纲在回去的路上远行，心里倒是一片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