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硕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为未来规划蓝图的关键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落实落地之年。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中，人们深刻地感受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站在这一节点回眸，越发可以看到那一条条清晰的脉络……
污染防治向纵深、精准扩展
“十四五”期间，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1年11月，印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从“坚决打好”，到“深入打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解释说，两字之差，意味着攻坚战触及的矛盾问题层次更深、领域更广、要求更高。
2022年，一系列深化措施不断出台。
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印发《深入打好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在延续了“十三五”期间黑臭水体治理行之有效做法的同时，针对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新特点，进一步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文件提出治理范围要进一步扩大到县级城市，强化流域统筹治理，防止黑臭水体返黑返臭，加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的力度，并强调要“补短板”、不盲目提高污水处理厂出水标准、新扩建污水处理厂等。
在大气方面，随着“大气十条”和“蓝天保卫战”的持续攻坚，大气污染防治逐渐告别了以PM2.5为主的阶段，迎来了同时关注臭氧、移动源等新阶段。
11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深入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要求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三个标志性战役。在解读时，相关负责人指出，三个标志性战役在区域、领域、措施上互相协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政策制定上，努力做到问题、时间、区域、对象、措施精准，确保各项政策举措科学有效。
新污染物治理提上议事日程
2022年也被称为是中国新污染物治理起步的“元年”。
新污染物是指那些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的有毒有害化学物质。5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从六个方面对新污染物治理工作进行系统安排部署。目标是到2035年，建成较为完善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新污染物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表示，加强新污染物治理是继雾霾、黑臭水体之后，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啃的“硬骨头”，为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供新的目标靶向，承担着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延伸深度、拓宽广度的重要任务；也是有效防控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环境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安全和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
11月4日，新污染物治理部际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正式启动。近日，四川、山西、河北等省（区、市）也纷纷出台省级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提出将开展相关调查和监测，对重点管控新污染物实施禁止、限制、限排等措施。
“先立后破 稳中求进”推进能源转型
“双碳”目标对能源转型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推动能源革命，大力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建成世界最大清洁发电体系，水电、风电、光伏等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1亿千瓦，风、光、水、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都稳居世界第一。
同时，2022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提出“先立后破，稳中求进”的新节奏，坚决抑制“运动式”“一刀切”的减碳模式。
发挥煤炭“压舱石”作用，实行全国煤炭产量日调度的机制和价格、库存的监测机制，有效发挥煤电基础性调节性作用；扎实提升电力安全保供能力；持续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不断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我国能源市场平稳运行。
特别是今年以来，多项重大能源工程取得进展，不断夯实我国能源安全保障基础。
7月1日，白鹤滩至江苏±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竣工投产，这是我国“西电东送”工程的战略大动脉，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超300亿千瓦时。
12月7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泰安—泰兴段正式建成投产，为我国东部地区能源保障增强“底气”。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25亿千瓦，同比增长8.3%。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约3.5亿千瓦和3.6亿千瓦，同比增长16.6%和29.2%，保持快速增长。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在进一步加强污染防治的同时，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也成为2022年生态建设的主要任务。
基于环境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高度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征，我国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在减污中降碳、在降碳中减污。
2022年6月，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提出“十四五”时期乃至2030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指出，该方案强化了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的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任务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
近日，吉林、湖北、浙江、陕西等省（区、市）均发布省级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工作任务和举措，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区域、园区、企业等不同层级开展试点，形成一批示范性标杆。
作为我国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制度创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2022年也释放出减排的新动能。
截至12月22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100亿元大关，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2.23亿吨。
据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第一个履约周期的建设和运行，全国碳市场已经建立起基本的框架制度，打通了各关键流程环节，初步发挥了碳价发现机制作用，有效提升了企业减排温室气体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的意识和能力，实现了预期目标。
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2022年，中国举办了多场主场外交活动。通过这些“窗口”，在感受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同时，也让世界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有了全新理解。
年初，“绿色冬奥”成为中国展示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
从首次实现奥运场馆全部由绿色电力供应，到场馆采取可持续利用模式；从选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到氢能源汽车大规模示范应用；再到通过林业碳汇、企业捐赠等方式实现碳补偿……北京冬奥会成为首个真正实现碳中和的奥运赛事，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命题交出一份精彩答卷。
11月，《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是中国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来，首次承办该会议。大会通过了“武汉宣言”和《2025-2030年全球湿地保护战略框架》，为当前及未来的全球湿地保护修复指引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力。
中国在大会期间提出，将建设湿地类型国家公园、对1/5的湿地实行最严格保护，设立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中国候鸟迁飞通道保护网络等。中国的武汉、合肥、济宁等七个城市获颁“国际湿地城市”这一全球湿地保护成就的最高荣誉。截至目前，全球43个国际湿地城市中，中国占据13个，数量世界第一。
12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经过数年艰辛工作和最后近两周“冲刺”，在主席国中国的引领下，《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全球高度期待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今后至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的蓝图。
这些成绩和案例，凝聚起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力，集中展现了人类在探索与自然相处之道上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引发国际社会共鸣与思考。
唱响新时代黄河保护“大合唱”
大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和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空间，黄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如果说“十三五”期间，我国流域治理的重点主要是长江；“十四五”全面开启了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
2022年8月，生态环境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对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战作出了整体部署。
《行动方案》要求，到2025年，黄河流域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水体的比例要达到81.9%、基本消除地表水劣Ⅴ类水体、黄河干流上中游（花园口以上）水质达到Ⅱ类、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不低于90%、县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要达到90%以上。
这份文件，加上此前6月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共同构成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顶层设计。
“这是我国全面推进国家‘流域系统保护与治理’法治化的又一生动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评价说。
同时，为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8月，财政部印发《中央财政关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支持方案》；10月，科技部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实施方案》；12月，工信部等四部委印发《关于深入推进黄河流域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见》；沿黄省区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关政策……一曲新时代黄河保护“大合唱”正在唱响。
以法治力量守护美丽中国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是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的有力武器；也是引导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制度保障。2022年，一系列生态环保领域的法律颁布实施。
作为地球之肾，湿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6月1日起，我国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法律——湿地保护法开始施行。该法律立足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修复，确立了“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原则，建立了覆盖全面、体系协调、功能完备的湿地保护法律制度，引领我国湿地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
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施行。这是该法实施20多年来第一次全面修订，紧密结合了当前我国噪声污染防治的形势，科学总结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规律和实践经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前瞻性。该法完善了源头预防的有关规定，加大了噪声传输管控力度，并新增了工业噪声排污许可制度、宁静区域创建等制度，回应了人民群众对优美环境的新要求新期待。
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施行。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国家层面立法保护黑土地的法律。在法律中，不仅包括了立法目的、适用范围等一般性规定，还针对黑土资源调查和监测、科技支撑、数量保护措施、质量提升措施等方面作了规定，希望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稳住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
今年10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三周年之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了黄河保护法，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障黄河安澜无害、促进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作出针对性规定，有许多制度创新和务实管用的举措。
首批国家公园设立一周年取得新进展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近年来中国推进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优化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体系的关键举措。
2021年10月12日，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开启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新篇章。一年来，国家公园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亮丽名片。
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孙立军介绍：通过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建设，三江源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得以提升。目前，国家公园内生物多样性得到了极大恢复，特别是旗舰物种藏羚羊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增加到7万只左右，藏野驴增加到3.6万只左右。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这里整合、撤并原分属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管理的73个自然保护地，大熊猫局域种群的栖息地联通和基因交流逐步恢复，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量的72%得到了有效保护。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畅通了虎豹跨境迁徙通道，实现了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从跨境游走觅食到境内定居繁殖扩散的转变，东北虎、东北豹种群数量分别达到50只以上、60只以上，“虎啸山林”得以重现。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国家公园建设涉及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责任追究等多项制度创新。此前的试点以及设立一年来的运行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础与保障。
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
2022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今年以来，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国家水网加快构建。
截至10月底，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达到45项，创历史新高；1-10月，全国累计新开工水利项目2.4万个，新增投资规模1.1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开工5200余项工程项目、多增加投资规模7235亿元。
这些水利工程都有什么作用？
人们也许还记得，4月，随着位于山东德州市境内的四女寺水利枢纽和天津市九宣闸闸门缓缓开启泄水，千年京杭大运河迎来了世纪复苏。6月，大运河京冀段全线62公里实现互联互通通航。
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迎来了通水8周年的日子。据统计，8年来已累计从丹江口水库调水超53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24座大中城市、200多个县市区，直接受益人口达8500万人。
除了供应沿线生活、生产用水，丹江口水库累计向北方50余条河流进行生态补水90多亿立方米，推动了滹沱河、瀑河、南拒马河、大清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现生机，河湖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华北地区浅层地下水水位持续多年下降后实现止跌回升。
近日，作为目前我国在建的最大水利工程——引江济淮工程，在经历了5年的施工建设后，主体工程也即将实现试通水试通航。未来，它将惠及皖北豫东5000多万人口并形成平行于京杭大运河的中国第二条南北水运大通道。
正如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介绍，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配置，建设跨流域、跨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体系，是解决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问题的根本举措，也是全国一盘棋制度优势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