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起鹍

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君在中国致公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致公党在近百年的探索史、发展史中，在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70多年的奋斗史、合作史中形成了一条弥足珍贵的优良传统，即“致力为公”。

中国致公党在近百年的历程中，始终与祖国共命运、同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和忧患，见证了不同政治制度、政治发展道路的比较和实践，见证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奋斗和成就。同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壮大的全过程，见证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成就。

不忘初心 天下为公

1905年2月，孙中山与旧金山洪门致公总堂盟长黄三德等人刊布《重订新章要义》，将致公堂纳入其革命阵营，纲领中写道：“本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本堂以协力组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

中国致公党于1925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基础上“改堂为党”，成为海外第一个“华侨政党”。致公党继承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将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和天下为公精神作为中国致公党的宗旨。

中国致公党“一大”纲领写道：“本党同人以促进统一，巩固共和，改造社会，发扬民治为最大最终之目的。爰内体国情，外参大势……”并提出六大救国主张，明确“一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

中国致公党成立后，其党旗（又称“井字旗”）和党徽（麦穗与井字相对应）的标志，说明中国致公党代表着广大农民的利益，代表了中国致公党人的为国为民信仰。在中国致公党“三大”之前，党旗、党徽、党证及相关文件都以“井”字作为标志。

《中国致公党党证》（要则）中明确提出致公党新使命：“尚公精神，万恶起于私，万善出于公，无论何种制度以达到大公为原则。”要求参加中国致公党的党员只能做善，不能作恶，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公无私”之目的。

虽然“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由孙中山最先提出，并得到致公党人的继承和发扬，但在国民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卓有成效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继承了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思想。

孙中山提出的“大同思想”“天下为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是中国致公党的建党初心。“天下为公”是孕育民族魂的精髓，是缔造两个文明的基础，是塑造民族形象的支柱，是创造大同世界的前提。

中国致公党的历史实践证明，跟着共产党走是中国致公党的历史选择，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天下为公”的爱国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国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没有今天新型政党制度的良好格局。

响应号召 投身抗战

1931年7月，来自五洲四海的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聚集在香港，参加“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此次会议由中国致公党驻香港总部主办，目的是重组致公党，筹备召开中国致公党全党代表大会……

1931年7月25日“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在香港湾仔洛克道拉开帷幕，此次会议明确指出：一、团结五洲致公团体，二、拥护致公历史及名义，三、实行组党救国。1931年10月初，美西代表、南非代表、纽丝纶代表、英国及欧洲代表、南洋党部代表、上海代表、古巴代表、内地代表、驻港支部代表、秘鲁党部代表同意签字，召开代表大会、在香港设立中央党部。

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全党代表大会召开。致公党“二大”召开之时，正逢九一八事变，陈竞存总理在《致蔡元培张继书》中，提出了为谋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的四项主张，首次发出各党各派“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投身抗日救国大潮。

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1931年11月13日，中国致公党还召开了全党临时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党章共246条。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踊跃捐助，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勉励侨胞 捐资输将”

1932年3月27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了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中国致公党号召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一洗国民党政府四个月来不抵抗的耻辱。之后，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通告各地组织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

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负责人司徒俊葱参加“二大”后赶回旧金山，协助旧金山华侨抗日后援总会，并提议向侨胞募捐慰劳黑龙江省主席、抗日将领马占山部官兵“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励士气、而挽危安”。华侨华人踊跃筹捐支援抗日将士。

致公党人赵昱有感于国家民族灾难深重，身在上海主持五祖祠和致公堂工作的他，积极投入抗战，联系海外洪门人士，替东北抗日义勇军奔走呼号，也先后赴澳洲及南洋群岛募集捐款，以支援各地自发抵抗日军的志士。

1937年，国民政府行政院聘任赵昱为振务委员会委员，并由“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派往五大洲各地劝募救国公债。赵昱自1937年10月香港出发赴南洋，后经欧洲到美洲，再由檀香山、纽丝纶到澳洲，1938年9月3日回港。一年多的时间，赵昱所到之处，沿途侨胞、致公党人和洪门人士为抗战救国踊跃购债，此次捐募公债共有3000多万元是来自马来半岛，若以华侨平均出钱而言，则南非洲第一，菲律宾第二，印度第三，美国第四（后来美国又捐输1300多万元，赶至第一）。

中国致公党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产生的巨大影响。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该宣言把致公党（致公堂）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之一，表明中国致公党（致公堂）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中共高度重视。

中共帮助 重组“侨党”

1947年2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以（复字第四号）文件，发出召开“三大”的通告。

筹备“三大”会议期间，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等人除了得到中共华南分局的具体帮助外，还与准备筹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将军建立了密切联系。中国致公党在恢复和发展中，需要李济深这样著名的、深受海外侨胞和洪门人士爱戴的民主人士的支持与帮助。黄鼎臣在《李济深先生和致公党》一文中写道：1948年，我在香港时就曾几次拜访李先生，他的住宅在罗便臣道。那时，李先生等人已将国民党的好几个进步团体合起来，成立了统一的组织——民革，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在香港召开（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李济深参加了会议。大家请李先生担任致公党主席（同时推举陈其尤先生为副主席），李先生表示：“中山先生都参加了致公堂，我也一定参加致公党。”李先生还在这次大会上讲了话，表示接受主席头衔，但由于他已是民革的负责人，所以他的主席身份只在组织内部公布了，没有公开。

在致公党组织的恢复中，陈其尤、陈演生、严锡煊等人还征求各地组织对恢复致公党的意见及要求，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组织人力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

从1946年6月至1947年初,在中国致公党“三大”筹备期间，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了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与美国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允许美军继续驻扎在中国。对此，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表了一系列声明，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当时比较重要的是：《致公党组织概况》《致公党对时局意见》《致公党对时局宣言》《中国致公党声明》。这些文件充分表明致公党旗帜鲜明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进行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严厉抨击蒋介石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中国致公党的公开宣言和声明为致公党“三大”的召开，奠定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基础。

1947年5月1至10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跑马地干事会严锡煊的家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40多人。当时会场距离连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家不远，他亲自指导会议的进程。由于局势还是十分紧张，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会议是秘密召开。

1947年5月10日，大会结束即发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实际上，该宣言是中国致公党以“本党主张”方式把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对时局的看法向海外侨胞进行宣传。

“三大”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不仅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转折，也是致公党的一次重建。如果中国致公党“二大”是一次从会党向政党成功转型的大会，那么“三大”是中国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里程碑……

响应“五一口号”，迈进新政协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的第二天，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首脑就聚集在时任民革中央主席、中国致公党主席李济深家中讨论座谈，致公党副主席陈其尤参加会议，门口的警卫都是陈其尤的手下。会上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为了表达海外侨胞的诉求，致公党中央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明确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宣言还回顾了广大海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屡次贡献，同时强调：“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在明天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少不了他们。致公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完全同意中共这次号召。”宣言号召华侨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项政策”。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中国致公党中央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出席新政协筹备会。1949年6月15日至19日，陈其尤、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代表中国致公党相继抵达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

致力为公 侨海报国

1978年2月底，全国人大五届一次、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同时召开，致公党有3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8人为全国政协委员。两会结束后，为了恢复党务工作，致公党中央制定了1978年的工作计划，10月，致公党中央调查组到广州、南宁、福州进行调查，通过调查，得知全党党员人数从“文革”前的600多人锐减到305人。

1979年10月11日，中国致公党“七大”召开。邓小平在接见包括中国致公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代表大会代表时，再次强调：统一战线“不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

会后，为了适应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和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央统战部的工作要求，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率领工作组分赴广州、南宁、福州、厦门等地进行调查，积极恢复和建立地方组织。从1979年到1983年4年间，建立了上海支部、天津工委、厦门工委等8个省、20多个市县建立新组织。当时新建地方组织的干部编制和筹备经费（特别费）由致公党中央直接调拨。至1984年，全国党员人数增至2325人。

1987年在中国致公党“八届三中”全委会上，黄鼎臣在关于加强自身建设问题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致公，就是“致力为公”；

1988年中国致公党“九大”召开，董寅初主席代表八届中央所作的题为《热爱祖国，致力为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开拓前进》的工作报告中，“致力为公”的提法第一次向全党亮相。报告在结尾部分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句话，致公，就是致力为公，全党都要致力为公”。

2002年12月，中国致公党“十二大”召开，罗豪才主席从参政党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的高度，作了题为《致力为公，与时俱进，努力建设适应新世纪要求的参政党》的工作报告。

2005年10月，罗豪才主席在中国致公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题为《致力为公，参政兴国》的讲话。

2015年9月28日，万钢主席在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致力为公，侨海报国》的讲话。

2022年12月12日，万钢主席在中国致公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坚定合作初心、砥砺侨海报国》的工作报告。

中国致公党从“天下为公”到“致力为公”，从“参政兴国”到“侨海报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绘就一个个在统一战线中形成的同心圆，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坚定实践者推动者维护者。

截至2022年11月底，全党党员总数达到69182人，平均年龄52.39岁，具有“侨海”关系人士占比75.28%。全党现有20个省级委员会、1个中央直属总支部、1个中央直属支部和128个地市级委员会。

新征程已经开启，新蓝图催人奋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肩负新的时代使命，我们必须坚定合作初心，把握历史主动，以新面貌干出新作为，以新作为承载新梦想，以新梦想照亮新征程。致力为公、侨海报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原副主席。现兼任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顾问、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