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慧峰

记者：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您作为研究外来生物灾害机理与风险管理的资深科学家，如何评价当前我国生物安全的形势？

朱水芳：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近些年，随着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和前沿生物技术的发展，涉及生物安全的动植物和微生物遗传资源流失、外来物种入侵、新发突发疫病频发等问题日益凸显，由生物因素引发的各类安全威胁呈现出复杂性、多样化特点，对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和人体健康等构成重大威胁。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近年来，市场领域的生物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例如肆虐了三年多的新冠病毒；猪链球菌2型、诺如病毒、福寿螺管圆线虫等食源性人畜共患病时有发生，危害消费者健康；非洲猪瘟病毒借助肉制品、饲料和运输工具，短短几个月内传播到全国各地，造成数以千亿计经济损失；转基因非法种植和产品污染事件时有发生，转基因产品监管体系存在的漏洞加剧了公众对转基因的负面认知；一些检疫性重大病虫害随种子扩散到全国各地，引发农作物减产甚至绝收。

记者：这些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朱水芳：生物安全风险是市场环节中不容忽视的重大威胁，市场监管是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些事件说明我们的市场环节中生物安全风险因子种类多、传播介质复杂、扩散快、风险波及面广、影响重大、隐蔽性强、科学认知少、感知防控困难。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生物安全管理，防治外来物种侵害”。近两年，我国先后通过实施了生物安全法、《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等，以应对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侵害。我们知道，外来物种入侵防控链条较长，涉及国外、国内等多个环节，需要多部门参与，其中口岸防控就是重要一环。您认为检验检疫工作应如何有所作为呢？

朱水芳：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不仅要抓好已入侵物种的治理，更要将防线前移，严把外来物种引入管理、国门口岸防控、国内调运检疫三大关口，从源头遏制增长。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绝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事，这就要求我们要健全部门间工作协调机制，强化源头防控与抓好综合治理并重。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持续扩大、国际旅游更加便捷及跨境电商的不断发展，外来有害生物的数量和种类出现前所未有的增加，也对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我国国门生物安全形势日趋严峻。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生物多样性风险评估，加强外来物种引入审批管理，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风险评估制度和监测预警体系，同时强化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

记者：做到这些是不是意味着，外来有害生物就此可以被挡在国门之外呢？

朱水芳：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首先，生物的种类是一个无法估算的数量级。有的生物中国局部地区有，有的中国没有，不知道其形态特征，就更不可能有检测和监测方法。第二，就算有检测方法，如水果里的害虫，其卵、幼虫非常小，形态非常相似，在没有长成成虫前是很难区分的。所以，找到准确、快速的检测方法至关重要。

科学地说，我们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挡住入侵物种的。且不说通过走私渠道进入境内的入侵物种，还有一些入侵物种是随风力、水流等自然传入的。面对已经入境的小范围发生的入侵物种，可以进行根除，但对已广泛扩散的外来入侵物种，可采用人工防治、物理防除、化学防除、生物防治等综合治理方法，将损失降低到可接受水平。

记者：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您联合其他几位委员提交了一件《关于加强市场领域生物安全风险感知及防控的提案》。当时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朱水芳：市场监管部门为新冠疫情等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已建立了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和研究队伍。但市场环节生物安全监管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生物安全领域的市场监管职责不清、边界不明，与农业、卫生、海关等部委有交叉；市场环节生物安全风险问题现状及防控技术需求不明；没有建立完整的生物安全风险感知及防控技术标准体系；无法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监管及防控工作等。这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应对”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

记者：在您看来，该如何加强市场环节的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工作？

朱水芳：开展市场领域生物安全风险调研，摸清本领域生物安全风险因子种类、传播扩散规律、潜在风险规模、感知防控难点、学科人才技术装备短板等，尽快建立市场领域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另外，要将市场领域生物安全所需科学研究统一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加强对市场领域人、动植物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运行维护，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力度。

记者：正如您之前谈到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生物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您认为，未来，该如何全面提升我国生物安全保障能力？

朱水芳：我认为首先要对我国生物安全防控体系进行全面评估，进而加强生物安全防控体系顶层设计，完善安全防控体系。具体要全面梳理生物灾害因子发生传播危害规律，经济社会损失动态变化趋势，包括应急预案、物资贮备、监测预警、快速检测、风险处置、安全防护、疫病治疗、指挥协调等防控体系全链条各环节的漏洞，并出台整改措施。

另外，要加强科技支撑能力建设，重点解决组建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统筹规划人、动物、植物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大数据平台、监测预警体系等建设，形成“疫时全国科技能力共享机制”。加快对可能引发重大生物安全风险、又无有效防控手段的人、动植物重大病原的疫苗、药物、新品种等的研发贮备。总之，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